中共是善于以自身变化来适应环境而求得自己机体的生存。它能很灵活地顺应环境、随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变着。
如在国际关系上，中共篡得政权的初期，自己还立足不稳，对建设国家也没经验。当时苏联是二战后世界上仅有的二个有经济实力的强国之一，由于与苏联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遂提出“一边倒”，（即美、苏之间，绝对倒向苏联）亲密地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美国对中共还有幻想，希望与中共拉关系，因为中共在抗日战争阶段，一直对美示好。冷不防中共首领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美驻华大使）此时只好夹着皮包悻悻离开国民党首都南京的美国领馆了。
直到53年，在被称为世界劳动人民领袖的斯大林归天后，国际共产党之间意见分歧。中共实质上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就来个180º大转变，称苏联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实指比“美帝”要危险）。而在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为了“支援”朝鲜，以“抗美援朝”名义凝聚国内力量。朝鲜成了“唇齿相依”的邻国，是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没过几年，观点不一样，连大使也不派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北越称之为“同志加兄弟、一衣带水”的邻邦，到79年则兵戎相见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末，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仅有小兄弟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共观点，从而称之为“欧洲的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因两国距离远，又唱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不到几年，这盏“社会主义明灯”就熄灭了，都打入“修”字系列（苏修、朝修、越修、阿修……）。
对50年代称之为“万恶的美帝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公开来往，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在20年前被批为“崇美”、“恐美”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抬起头来了。
在国内政策上，随时光的流逝，一些被树立的、赞扬的观念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里的臭水沟；相反一些原来被打倒的、人们望而生畏、谈虎色变的东西，随着星移斗转、人事代谢，这些原为臭不可闻的东西，变成了众人趋之若鹜、得之若宝的东西了。如中共一进城，就对地主、资本家开始一次次打击；“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资本家（现在新名词叫“大款”）投以羡慕、钦佩的眼光，漂亮女孩竞相与之相结连理，甚至成其“二奶”也甘愿。以前为人不耻的“豪门”，现在“嫁入豪门”是如得了头彩一样为人们所钦羡，都认为她有“福气”。而在“文革”时，湖南有些地方，嫁入地主门的贫下中农子女，也要“就地正法”，真是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
中共在得政前后，在口头上始终喊“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工农并未得多少利益，仅是精神会餐）。过了三、四十年，这面旗子就弃之不用了，扔到垃圾堆上还怕它占地方了。现在工农已成为国家二等公民，对国家积累财富最有贡献的“农民工”早已成了“城市贱民”，原城市居民都会鄙视他、谨防他、他们生活条件也很差。当然，他们中也有极少部分成为城市“新贵”，如喝足了煤矿工人血的煤老板、赚了大钱的包工头等，他们早已是城市中可以呼风唤雨的“大款”、“大腕”了。
再如“人际关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例如“海外关系”。在中共执政早期，“海外关系”是谁都怕沾边的。虽说那时中共是打着为穷人翻身解放、谋福利的旗子，但对海外关系就不成了，哪怕你那亲戚在海外是穷得要饭的，也怕沾上“特务”嫌疑的边。不少有海外关系的人，他的亲友不敢与他走得太近，怕沾上这“臭气”。改革开放以后，连国民党“反动派”的徒子、徒孙，从台湾来都成了“贵宾”，唯恐侍候有失。要是现在与国民党“元凶”蒋介石有点沾亲带故的，更是吃香，至少也给你弄个地方政协委员当当，哪怕你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而在以前你要跟人讲话，都要点头哈腰、低人三分的，现在你再趾高气扬，人家都会说，你应这样嘛，因为你血液里流着千万分之一的蒋家系统。
以上这些仅是举几个例子，只能让它“掛一漏万”了。
随着时间流逝，历史上一幕幕虚幻的光华，如浮光掠影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今是昨非”，伤感历史沧桑。
不知中共创造了多少“此一时，彼一时”，因为“伟大”的党永远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