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龚楚回忆：“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我这里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满篇的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终于“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从现在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故事。这里俺就龚楚的生平经历入手，揭开过去客观的一幕。
一、早年经历
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于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7岁开始读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由于生性聪颖，一年半就完成三年初小学业。次年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6年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市立一中就读。1917年，孙中山回穗组织军政府，他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在韶关开办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又考入该校第一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乡疗养。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一营二连中尉排长。1921年6月，部队奉令由粤开赴广西，途经梧州时，第二连连长邓鹏调职，龚接任连长。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脱离部队回家。
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攻湘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龚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五年六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北江办事处决定让他回家乡乐昌，协助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德钊组织开展全县农民运动，并负责联络指导仁化县的农运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五月，龚楚接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这年夏天，乐昌县农会组建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因有军事经验，当了自卫军的指挥官。其间，龚楚在乐昌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介绍谭军略、龚猷征等人加入共产党。八月，龚楚和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人代表乐昌县农会出席了广东省农会执委扩大会议。十二月，龚楚参加在韶关举办的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学习，至次年二月中旬结业。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二、从南昌起义到百色起义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住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队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140团团副的名义。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下，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五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顺便说一句，胡少海的老父胡泮藻半年后曾在《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悬赏缉暴子”的启事：“孽子占鳌（胡少海本名胡占鳌），客岁与共匪朱德等窜入宜城，屠士绅，焚民屋……转呈各处上峰通缉在案，如获占鳌一名，自愿出花小洋五百圆。”
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4军，下辖三师八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陈毅任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仍有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接着，胡少海、龚楚率第29团参加了打败两杨会剿井冈山的战役。
7月，红4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肖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8月底，红4军前委会议，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李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由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则根本没有龚楚这个人物出现过，把功劳都归到别人头上，这当然不是事实。
1929年12月1I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7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7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7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三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三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7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三、在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七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7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7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如莫深。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自传，可以发现主要是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龚楚正是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使得他对革命发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投向国军的最主要动因。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今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中央军区司令部驻会昌县西江。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九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龚楚对革命的信心早在苏区肃反和滥杀地主时就有所动摇，到1935年春，游击队被围剿军追得满山跑，迭受损失，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眼看革命前途渺茫，龚楚也有了其它的打算。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四、变节后的经历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游击队除逃走几个外，其余30多人均被打死，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中共军队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功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戎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中共军队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深深了解党的政策和一贯做法，知道再回去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了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五、回归故土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在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六房两厅一厨房两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三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为之惊讨。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