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读完《财经》杂志5月9日的文章“公共安全账单”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中国“公共安全”的最大破坏者？
这篇文章做了大量调查，再加上身处中国之内，作者与杂志对这一个敏感话题自然会加倍小心，数据是可靠的，结论是审慎的。公共安全支出超过军费勿庸置疑。该文对支出特征的概括如下：
第一大特征是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主要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关。在2011年6244.21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中，武警、公安、法院、司法、缉私警察五大类的预算额度即达到 5064亿元，占全部公共安全预算的81%。其中，公安部门（含国安、铁道民航公安）预算高达3225.62亿元，其次是武警的1046亿元，而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预算不过608.74亿元，只占9.7%。
第二个特征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超过中央政府，二者分别为5219.68亿元和1024.53亿元，比例超过3∶1。这意味着地方仍是维稳的主体。
第三个特征是检察院、法院的经费主要依赖地方同级财政，这也加剧了司法权地方化现象。
再往下深究，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与中国社会反抗事件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大家耳熟能详的群体性事件数据是：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 万起，2008年为124,000起。（2008年数据见John Lee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美国《商业周刊》，2010年8月31日）。
据我以往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反抗频发主要缘于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抽取，社会反抗类型几乎完全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哪几个领域，社会反抗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简言之，社会抗争的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300多万户城市居民被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地问题（1.2亿失地农民）。社会抗争的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与环境污染威胁民众的生存直接相关，这些污染往往是资源不当开采和排污型提炼的结果。社会抗争的第三种类型与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相关，许多案例都涉及干部贪污征地补偿款等问题。从上述三类社会抗争的类型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汲取是发生社会抗争的重要根源。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 （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里已经对此有过非常详尽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支出”占全部支出的大头，后面隐含的事实是：地方政府既是征地拆迁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地方污染企业的幕后保护者。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就是各地征地拆迁的主角与推动者，因为将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可让土地增值，政府对土地先征后卖，可以吞掉增值部分。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这一数字揭示的事实是：没有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的财政塌了大半个天，官员们再也别想锦衣玉食，居有豪宅，出有靓车。至于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后面的原因也是经济考虑，许多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污染企业既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即一把手支持），也是当地的利税大户。由此可见，这些因征地、污染而引起的纠纷与反抗，真正的肇事者就是地方政府。兼之地方政府拥有当地行政权、司法权，以及随时使用暴力镇压机器的权力，无论利益受损的民众通过司法途径上告还是发动反抗，都会踢到铁板一块。无数事例可证，利益受损者试图通过法律诉讼讨公道，或者是当地法院不给立案，或者是花费无穷精力财力后败诉。如果被迫发动反抗，其结果几乎都是以地方当局出动警察暴力镇压，并栽上各种罪名将领头者逮捕入狱判刑为终结。
将上述事实的逻辑关系理清楚之后，事实简单得如此可怕：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公共安全问题的最大制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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