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1929～1931年 35～37岁
自一九二九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军队：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 领袖是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李文林，指挥著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二月从井冈山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曾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毛呢，马上就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派他的么弟泽覃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都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的授权。江西人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军队追来了，毛得转移。
* 不包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留下的泽覃没有毛似的权力欲跟争斗的劲头。中央巡视员曾描述说，他干事像害疟疾，“高兴时即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气，而且怕负责。”毛只得在三个月后重新派来个得力的亲信作泽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乡，叫刘士奇。
刘士奇一来就把泽覃的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跟毛成了连襟。刘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自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江西共产党人说他“没组织(观念)，脾气太坏，爱骂人，态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样手很长，会不择手段地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几个重要职务。一九三0年二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红色江西。
毛宣布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召开与红色江西的“联席会议”，时间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发出，毛就把开会时间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刘士奇抓权的江西代表赶到时，会已经于九日结束了。
这就是史书上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两连襟唱双簧。一唱一和的结果，“联席会议”授权毛“统一领导”红色江西，作总前委书记，刘土奇作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江西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来吓唬他们。在陂头，四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共产党人。从此，毛和刘士奇用杀头来威胁不听话的人。中央巡视员报告上海说，刘“时常有不满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带有“枪毙”的话语”造成了“党内的赤色恐怖”。连襟们特别爱用的罪名是“反动富农”，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声称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根据是红色江西的领导们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实毛本人出身也是富农。
中共那时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 在井冈山宁冈县，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第一届共产党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个月后被仇杀。
中央没有授权毛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跟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几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冒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毛对付中央的另一个办法是不再积极给上海写报告。他打算先夺权，再迫中央承认既成事实。中央不断给他写信，催他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他置之不理。这时一条消息在报上广为传播，说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闻毛的音信，真以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镶著黑框的讣告：“中国消息：毛泽东……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肺病后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到两个星期，中央就发现毛原来还活着，活得很带劲，而且抓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急了，四月三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辞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通知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
红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份就反了，有的地区的干部甚至鼓励农民起来反对毛跟刘士奇的统治。毛来了以后，把江西共产党人的注重生产谴责为“建设主义”不断逼迫农民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农民不胜其扰。刘士奇实行严酷的高压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一区又一区农民起来反抗。刘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谓AB团领导的。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ksgevuik)的英文缩写，过去江西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现在早巳没有活动了。刘上奇借用AB加罪于反对他的红色江西人，一个月不到，几千“地主富农”、“AB团”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泽东带著部队北上长沙去吞并彭德怀了。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指斥刘，矛头同时指向毛。据刘士奇后来自己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遇上了一样嗜权奸杀的张国焘，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后，妻子贺怡跟毛泽覃结了婚。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便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就是在这时，毛得知莫斯科内定他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首脑。既然莫斯科宠他，他不妨杀掉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制造大恐怖，使将来没人再敢反对他。
十一月下旬，毛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兼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给上海写信说：“我对毛素来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来信宣布，中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尤其是打开吉安以后，会到各军素识的各级干部，都感觉得非常不安，带著灰心的样子，觉得在共产党里面做工作还要学会溜勾子，真划不来。那时我也同情，感觉得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创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一九三0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 ，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打AB团，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认为“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具体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朱毛红军的萧克将军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给上海的信中自己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所有的部受到严刑拷打。毛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他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并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作军官，想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跟他说只要他合作就没事儿，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著桌上，大喝大吃”，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
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装顺从，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一条[原文不清]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部队，同志们“都非常稀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家都愿意随他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
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个人系统，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他们派刑讯受害者去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说毛“阴谋屠杀江西党的干部，破坏江西党的组织”，说“毛泽东素来是反对中央的。中央屡次对前委工作指示，他屡次以个人拿些无谓的实际问题来驳批，故意不执行，中央来的通告少翻印传达下级去，中央派来的同志不理，并故意为难。……中央曾屡次来信调动毛泽东工作，然而他终置之不理”。
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哪怕他亲眼看到忠诚党员的刑伤，还对“波兰毛子”瑞尔斯基说：“逮捕刑讯我党党员的事确实是事实。”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整人的人总是占上风，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是可以被牺牲掉。中央叫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消灭。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
对毛来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杀对党忠心耿耿、没有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的共产党人。
莫斯科还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示意毛可以随意处置。在那些血泪凝成的信件顶上，是几个瘦骨嶙嶙的大字：“译后退还交毛”。意思是，翻译成俄文呈莫斯科后，交给毛。这是康生的笔迹，笔迹好像反映出他那小胡子和金丝眼镜组成的瘦削面庞。康生是中国艺术、特别是春宫艺术的监赏家，对怎样用肉体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胜人一筹的见地。他时任中共组织部部长，跟毛没什么个人关系，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来，他将成为毛迫害干部的左右手，并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笔一挥，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无数人于死地。
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著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叫山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
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一九三0年七月，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变发生时，江西共产党人曾向朱德、彭德怀寻求支持。“同志们”他们痛苦地呼吁：“党内永远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朱、彭并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变后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战友龚楚吐露心曲，说他们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这个幕后主使人，你是会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原注)……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
但朱、彭没有支持江西共产党人。毛的背后站着中央，站着莫斯科，跟江西共产党人联合就意味着自绝于党。毛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让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总司令部就大肃AB团，五个副官杀了三个。毛随便可以叫某个受刑的人咬朱德。至于彭德怀，连苏军情报局都风闻传言，“彭可能跟AB团有关系。”
毛不仅要挟朱、彭，他还让他们手上也沾染战友的鲜血。判处刘敌死刑的“审判官”里就有朱德。
朱、彭没有起来反对毛还有另一层原因。一九三0年十二月富田事变时，打败了国民党内对手的蒋介石，正要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朱，彭关心红军的命运，担心同毛对著干可能毁掉红军。而毛，在这次跟后来的围剿中，都没有停止过打AB团。在战争的间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党内报告称为“无以复加”的地步。刚刚在战场上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人，有的一下战场就被毛的刽子手处死。
毛的铁石心肠使他发明了一个抵抗蒋介石的有效战略：“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毛的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地形，因为交通不便，得依赖当地给养，中共可以通过控制老百姓使国民党军队断水断粮。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坚壁清野”将粮食炊具藏起来，用大石头把井填死，然后藏身到山里去，让国民党军队没有粮食、水源、劳工和向导。这个战略给红区老百姓带来极大困苦，把他们的家乡变成战场。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国民党指挥官后来说他的部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杓……军事情报一点也得不到”。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随所欲为。”
然而对红军打胜仗起关键作用的，还不是毛的无情战略，而是苏联人的帮助。第一次围剿刚开始，莫斯科就建立了军事顾问组，在苏联制定战略战术。在上海另设军事委员会，由苏联人跟其他国籍的人，特别是德国人组成。苏军情报局派头等情报人员、俄德混血儿左尔格(Richard Sorge)来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的谍报网，任务是向红军提供情报。左尔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来的亲家张文秋，他们之间的介绍人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左尔格后来扬名世界，因为他准确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国侵苏后，不会在远东乘机进攻的情报。他死在日本人的绞刑架下。
左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功劳，是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 Sto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中共本身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有杰出的间谍，为毛的成功作出了贡献，钱壮飞就是其中一位。
这层层情报网使毛准确地获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九三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万军民设下了埋伏圈，专等九千国民党军队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队要来、什么时候来。拂晓，他在远处的山上等待，心里寻著诗意。晨雾未散，满山都还隐隐约约，“雾满龙岗千嶂暗”。太阳升起来了，“万木霜天红烂漫”，遍野枫树，像血一样地红。埋伏战也在这血样的山上打响。到下午结束，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投降，指挥官张辉瓒做了俘虏。毛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拿张辉瓒示众，口号包括：“杀张辉瓒的头！吃张辉瓒的肉！”张辉瓒的头真的被割了下来，钉在一块门板上，放进江里，顺江流到国民党的行营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这是给他上司的礼物。
这场埋伏战的胜利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毛的声望大增。人们只知道毛的“诱敌深入”，但光是“诱敌深入”是赶不走进攻之敌的。打胜仗靠埋伏战，而埋伏战成功的关键是准确的情报。苏联人在反围剿中起的决定性作用鲜为人知。当时毛和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给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进行第二次围剿。毛使用同样的“诱敌深入”战略，加上同样的苏联情报和援助，又胜了。但七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前来进行第三次围剿，毛就没那么幸运了。蒋军是毛的十倍，蒋又改变了战术，使红军无法打依赖情报的埋伏战。红军被逼得一退再退，两个月后，红区只剩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在这个关头，毛得救了：蒋介石突然停止了穷追猛打 -- “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断在它早已觊觎的中国东北制造事端。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先扫平红军，再对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蒋从首都南京登舰去南昌行营，要给毛日益缩小的根据地致命一击，但就在那天晚上十点钟，日本入侵东北。东北的长官张学良，人称“少帅”没有抵抗。六十多年后，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抵抗：“我们没法打胜。日本出一师人，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军队的能力也没人家的强，我们军队的一切都不如，哪里能打胜？只能说是游击战，混战。我们可以出这种野蛮的行动，这种可以，要说真正的，一个对一个打，那是没法打。中国军队的素质，那跟日本是没法子比，日本的军队我佩服得很。日本军队实在是好。”“《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
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到达南昌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的首府沈阳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于二十日折返南京，处理危机。他没有向日本宣战，原因跟张学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击石。日本也没有向中国宣战，它没有足够兵力把中国全部吞掉，于是采取“蚕食”政策。蒋的策略是利用中国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占的山川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蒋寻求国际联盟的干预，同时尽快使军队现代化，希望在有可能获胜的情况下同日本作战。
蒋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号召全国搞“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绝。九月三十日中共发表声明说，任何外面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称蒋是“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共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拥护苏联”--这个提法的原因在于莫斯科认为日本侵犯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历史后来被改写，把中共表现得比蒋介石更积极抗战，称“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中共的要求，为蒋介石所拒绝。这不是事实。
正是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虽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共和国”，连它的孕育人苏联也不承认，但这毕竟是全世界除苏联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产党“国家”。
这个国中之国由几块散落在中国腹心地带的红色区域组成，包括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时面积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来万。国中之国成立时，最大的红区是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有五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万人口，瑞金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监督拷问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因为他深知毛的意图，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问后他总是向毛汇报。这晚他是来向毛道喜的，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