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有着中国“防火墙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武汉大学演讲时遭到了学生投掷鸡蛋和扔鞋的抗议。这并非是民众首次对方滨兴表示不满。去年12月，方滨兴曾在新浪网开通了新浪微博，但随即遭遇了网友们的“围攻”，指斥其助纣为虐。一天后，方的微博被迫关闭。
方滨兴为何让众多网民们如此不满？从方滨兴的官方简历可以看出，他主持建设了“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等多个相关系统，并“在公共互联网上的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换言之，因为其参与设计的防火墙的存在，使大陆民众既无法自由获取外部的信息，也无法在“墙”内自由发表意见。而方滨兴也是作茧自缚，据其称他自己也需要靠VPN访问国外的网站。
有着众多显耀头衔的方滨兴并非意识不到4亿网民们“怒从何来”，并非不清楚自己在扮演着怎样不光彩的角色，但现实的利益让其依旧选择了这条助纣为虐之路，并辩称自己是为“国家作出的牺牲”。看来，方滨兴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也不想搞清楚“国家”和 “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家，有多少人愿意防火墙的存在？又有多少人允许你方滨兴这样做了？很显然，方在此是有意将为中共政府作恶与为国家做事混淆，说方是在为“中共政府作出牺牲”倒是恰如其分。
类似方滨兴这样站在中共立场上做事、说话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御用文人”。这类文人的重要特点是完全没有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而是懂得如何服从中共的意志，为中共的专制统治辩护；知道要赞美谁，知道要骂谁；知道要迎合谁，知道要打击谁。
从1949年中共建立极权统治后，这类知识份子就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如被称为“红色知识份子”的郭沫若。他不仅对共产党领袖极尽谄媚之能事，而且是“党指哪儿就打哪儿”。虽然当不断为其树立“光辉”的形象，但其卑劣低下的人品早已为众人所不齿。
可惜，前人的经验总是不能为后人所汲取。从90年代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领域这样“甘为中共孺子牛”的文人并不少见。不妨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中科院所谓院士何祚庥，虽说是研究物理的却政论性文章几百篇，物理学方面成果缺缺。1999年，他与公安部配合，发表文章称法轮功导致人得精神病，构陷法轮功。2006年，针对频繁的矿难，他的惊人言论是：中国煤矿死人无法避免，不是因为“腐败”，是因为“穷”，“谁让你们不幸生活在中国”。此外，“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符合三个代表精神”、“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都是出自何祚庥之口。瞧瞧这些言论，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科痞？！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学专家厉以宁如此说过：“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是否可以引进民间资金来做廉租房？”发出如此怪论的厉教授，大概从来就不知道贫穷是啥滋味吧？
今年年初，韩国《朝鲜日报》记者就中国若干问题采访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潘维和《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报导称，潘维对建设“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如果推行西方民主改革将带来毁灭性结果。而吴思却表示，只有进行民主改革，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享受着美国求学带来的诸般好处的潘教授让我深为怀疑，他究竟在美国学到了什么？！
对于言论自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则有着如此高论： “记者是中国的一大公害，要以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某报系等媒体，因为南方某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并不自由，而且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应当学习朝鲜”。看来，如此欣赏朝鲜的孔教授应该换个国籍了。
当社会中的有毒食品愈来愈多时，中共的专家们却出来说“无需恐慌”，“服用三聚氰胺含量较低的奶粉不用过于担心”，“我们政府对食品的监管力度，绝对是全世界的第一！”“只要科学吃米，我们市面上出售的大米仍然安全，可以合理地规避镉超标带来的吃饭风险。”问题是百姓如何“科学地吃米”呢？如何相信奶粉不含毒呢？
还有那个在四川地震后“含泪劝告全国人民”的余秋雨，对遇害学生的家长们说道：“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如果余秋雨也有孩子罹难，他也会如此“顾全大局”吗？
古人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就是说，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甚至要有牺牲精神。可是，在中共的洗脑和恐怖压制下，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没有了脊梁，而上述人格扭曲的知识份子更是成为了中共政权欺压、欺骗世界和百姓的帮凶，其对社会、对人民的危害并不亚于中共。
只是我很想知道，当中共垮台的那一天，这些知识份子该如何自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