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杨丽敏遭姐姐顶替上大学，并被父母要求改名。父母还把杨丽敏的先前照片全烧毁“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感觉这些人真的不是我的亲人。”
20 年前那起姐姐顶替妹妹上大学事件的结局在外人看来并不太坏：姐姐由落榜生变为了大学生，后来去满洲里市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妹妹经过一年的补习，去了一所重点大学，现在是深圳市一家私营企业的工程师。可是，牺牲亲情与违背道德的做法让所有当事人都难以释怀心中的苦闷。20年过去了，当年留下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杨丽敏（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她无法忘记1991年的夏天。那一年，她18岁，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二中参加高考。她当时的名字叫杨志强，同年参加高考的还有大她一岁的二姐，叫杨志军。两人分别是高三6班和高三2班的学生。杨家一共4个兄弟姐妹，母亲常对他们说，这是个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家庭，考大学是唯一改变境遇的出路。好在杨家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他们就读的二中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大哥杨志刚已经考去了大连理工学院，大姐杨志华在当地的一家教育学院读师范专业。1991年，就轮到杨家老三和老四升学了。
李玉霞是二姐杨志军的同班好友，她和杨丽敏都在海二中的考场。第一天考试上午安排考语文，下午是化学。她记得杨丽敏考完化学，走到学校门口，就当着一群在外面焦急等待着的家长哭了。“志强说有一面卷子和下一页粘住了，交卷前几分钟才看见那页题目，是胡乱填上答案交上去的。”李玉霞和杨志军及另外两个女生，是一个亲密的四人小团体。“我们都是一个宿舍的，为人又都开朗活泼，特别爱玩。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我们没赶上，结果第二天居然向老师请假，专门去看。”在李玉霞向本刊记者的回忆中，杨志强比较沉默寡言，和她们相比，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志强每天三顿饭都和我们一起吃，我们把她当做是志军的妹妹来看待，其实她的性格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吃过饭还要玩会儿，她准保要去看书。”如果不是化学考试的失误，并且那是第一天考试，会影响接下来两天的心情，李玉霞觉得杨丽敏考上一个本科院校绝对没问题。
当年考试是估分报志愿。杨丽敏知道自己失常发挥，没有报省外的学校。她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因此她填写的全部是师范类学校，其中就有海拉尔师范专科学校。“二姐考完回家，一对答案说感觉还不错。其实她以前学习比我好，高中的时候，因为和同班男生谈恋爱，成绩下降了不少。我觉得她人很聪明，也许高考超常发挥，分数又回来了呢。”杨丽敏向本刊记者回忆。杨志军还报了一所省外不错的医科大学，“她说要去个好大学给妈妈争光”。
成绩下来了，杨丽敏得知自己的成绩是474分。“几条分数线已经出来了，我超过了当地录取的最低分数线，也就是那条大专线。”但是杨丽敏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每天我都在等待的焦虑中度过，觉得可能是志愿报空了，上线也没用。”8月份的某一天，杨丽敏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说是我家要请客，庆祝杨三考上大学”。杨丽敏心里一沉，知道自己落榜了。“我完全沉浸在没考上大学的伤心中，根本没想过二姐四百零几分的成绩，连最低分数线都没过，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摆宴席的那天晚上，家人没让杨丽敏一起跟着去。她一个人待在了家里，一片茫然，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
当天晚上请客归来，父亲和二姐去了另一个间房，母亲过来和杨丽敏说话。“她第一句话就说，要我改名字。她提了一个新名字，也是杨志‘某’。我们家里生完大哥后，一直想要个男孩，所以给女孩起的全都是男性化的名字。我一听，新名字也就那么回事，就没做出什么反应。妈妈继续说，之所以要改名字，是因为姐姐要拿着我的通知书去上学。”杨丽敏说她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通知书是邮寄到父母单位的。我这才明白，妈妈、爸爸、二姐原来早就背着我商量好了。妈妈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年龄小，前一年考上，第二年再考肯定没有问题。”杨丽敏说她此时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就像个木偶，完全是受别人操作。只是到了必要的时候，比如这时需要我改名字了，他们才会通知我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父母把杨丽敏的初中毕业证、高中毕业证和高中同学一起拍的照片，全都找出来烧毁了。“他们同样没有征求我的意见。那些都是胶卷照片，没有底片的，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感觉这些人真的不是我的亲人。”对于血缘关系的怀疑，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的。若干年后，杨丽敏还打电话去天津询问姨妈，直到姨妈说出她当年出生的医院等等细节，杨丽敏才稍微确信自己是母亲亲生的女儿。至于和父亲的关系，杨丽敏始终认为那不是她的生父。“爸爸一直很偏爱二姐。小时候我去和他亲昵，他就躲着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是捡来的’。”这句玩笑话，在那几个月以及日后的岁月里，无数次回响在杨丽敏的耳边，并且深深印刻在她的心中。
去最远的地方
杨丽敏说，她没有听从母亲的话，给自己起了一个柔美的名字，意思是蔷薇花盛开的月份。“这是为了纪念我1973年4月2日的生日。”二姐杨志军从上师专的那一刻起，用的是杨志强的身份，而杨志强则改成了这个新名字，复读时用的还是自己1973年4月2日的生日，直至1992年报考大学时才不得不用了杨志军1972年1月6日的生日。“每年的4月2 日，我、老公和孩子一起庆祝，大姐杨志华也会发来祝福的短信。其他人都在1月6日祝我生日快乐。每年到了这两天，心里的伤疤就会疼起来。”
杨丽敏继续插班进入海二中的高三4班复读。在当年的海二中，每年一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能占总人数1/3，杨丽敏1991届的同学有一些也再次和她一起重读高三。她仍然被大家叫做杨志强，书写时她才会用新名字。杨丽敏1991届的同桌黄玉海当年考取了郑州粮食学院，杨丽敏在复读期间和他保持通信往来。黄玉海告诉本刊记者，杨丽敏有一天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改名字了，他还觉得很好，因为原来那个太像个男生了。“我知道杨志强考上了海拉尔师专，但不知道她没去的隐情，我也没好意思去问她。她平时学习成绩好，当年化学考试出现失误，想复读一年太自然了。”
杨丽敏只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身边的朋友。“他们安慰我说，我和我二姐长得完全不一样，她报到的时候肯定通不过，于是我心里又有了一丝希望。”回想她第二年去大学报到的经历，杨丽敏告诉本刊记者：“高考前夕填了一堆表格，其中有几份送到了最终考上的高校，报到的时候他们会将表格上的照片和真人做比对。二姐嘴角上有颗痣，那是很明显的和我长相不同的标志。”
杨志军却仍然顺利在海拉尔师专完成了两年的学业。杨丽敏说，她和同样复读的李玉霞曾结伴一起去杨志军的学校看她。“我们去了二姐的宿舍，和她一起在食堂吃饭。无论住宿环境或者伙食，都比二中要强得多。想到她在那里交往的同学、享受到的物质条件都应该是属于我的，一下变得很难受。”在复读的那年里，杨丽敏只去看过一次二姐。
在第二年高考的时候，杨丽敏的名字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家庭户口本上，杨志强的名字已经被注销后迁走了，只剩下一个杨志军。一位政教处的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在那里哭得太可怜了，就去派出所找了个熟人，帮我把杨志军改成了新的名字。”在当时的海拉尔，考生选学校时，首选都是北京、天津和东三省城市中的大学。杨丽敏复读后，成绩比前一年提高了100多分，她最想报考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是妈妈考虑到要保护二姐的身份，禁止我报考师范专业，防止我们两个将来都在教育系统。并且她还有要求，我要是去了北方城市，一定不能和过去的同学来往。”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最终激发出杨丽敏的叛逆情绪。她选择了在当地招生的院校中一所最靠南的学校——厦门大学，去那里学习她较擅长的化学专业。“好像离家出走一样，我想离开伤我心的家人。”从海拉尔到厦门，杨丽敏坐的是火车的慢车，算上中转与停留的时间，走了将近一个星期。
亲人之间
就在进入厦门大学后不久，杨丽敏和二姐杨志军以及父母在修改出生年月上发生了矛盾。杨丽敏告诉本刊记者，她到达学校后，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应。“北方干燥，南方湿热，我得了严重的湿疹。在班级里，不知道谁发起的按照年龄给大家排座次，我用了姐姐的年龄，又参加过复读，一下子比班里同学大了两岁，被大家天天喊做 ‘老大姐’。在家里我排行最小，在原来91届的班里，我又算读书早的，有时候还被同学们叫做‘杨妹妹’，这种落差我不能接受。”于是杨丽敏给二姐写了封信，表达了身心的双重苦闷，希望两人的出生年月能够调换过来。结果这封信被杨志军直接转交给了父母。“爸爸和妈妈各来了一封信。爸爸的主要意思是，‘为姐姐做牺牲是正常的，如果再有什么微词就是对父母的不孝顺’，妈妈回信则说‘一定要为姐姐保守秘密’。”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手机和互联网，宿舍里的电话拨不通外线，通信是远隔千里的亲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同一寝室的同学总是能收到父母的信，可是大学4年，来自父母的信件我只收到过这两封，主旨就是如何站在二姐的立场为她着想。”
也许从母亲的角度讲，在这件事情上，姐妹之间的深厚情谊足以让她们相互体谅，她很难理解其中的不妥之处。杨丽敏家庭特别的地方在于，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旁，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和了解其实非常有限。母亲是天津人，年轻时作为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去了内蒙古阿荣旗的那吉镇，在那里认识了父亲。杨丽敏和杨志军两人小学一至三年级在那吉镇父母的身旁，接着被送到天津的姥姥家照顾，在当地完成了小学直至初三升学前的学业。那时父母已经调去海拉尔郊区的宝日锡勒煤矿工作，姐妹两人就在海拉尔参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考上了海二中。大哥长杨丽敏6岁，大姐则长她4岁，由于一起上学的缘故，兄弟姐妹四人中相差一岁的杨丽敏和杨志军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理所应当母亲会认为她们关系非常亲密。“上高一的那年，妈妈将我们安排进一个宿舍，好互相照顾。”杨丽敏说，“实际上，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同，在宿舍里都有各自要好的朋友，除了吃饭在一起外，校园生活并无太多交集。”
在杨丽敏的记忆里，母亲曾经有两次明确对此事表示过歉意。“我在佛山找到工作后，她过来和我住过一段时间。我对她说，在大学里，人家都拿我的年龄打趣。毕业后，去私企面试，其中有一家问我，为什么快25岁了才毕业？我发起愣来，人家以为有什么隐情，就把简历材料退给我，让我走了。母亲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看着我说：‘对不起。’”还有一次，则是在母亲临去世前。“妈妈在2005年12月突然因为心肌梗塞住院，住院的第二天，我意外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有件事情妈对不起你。她曾经收到过我高中同学的信件，没有转交给我，就直接销毁了，就是怕我和他们联系。住院的第三天，妈妈去世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杨丽敏说，她对母亲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既因为她对我们姐妹的不公平而埋怨她，又很同情她。一直以来，父亲在外面做生意、交朋友，不怎么着家，四个兄弟姐妹的生活学习都是母亲料理。后来母亲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父亲也不怎么关心她。”
杨丽敏对于杨志军却不能释然。她上大学时总共回家3次，之后工作了每年回去一次。二姐1993年被分配到满洲里三道街小学工作。“我一般会去齐齐哈尔看望搬到那边工作居住的大姐和父母，和二姐见得很少。”在屈指可数的和二姐的见面中，几乎每次杨丽敏都会提到改回出生日期，双方便不欢而散。两人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是在母亲的告别仪式后。“母亲在的时候，我们吵，肯定是母亲支持她，二比一。母亲不在了，我就跟她直接面对，那次吵得非常激烈。”
2009年7月，杨丽敏从深圳先去齐齐哈尔找到在那里教书的大姐杨志华，两人又一起去满洲里和杨志军会合。三姐妹连同各自的子女，共同到中俄边境上的国门游玩，留下了不少笑容灿烂的合影。那是1991年以来，唯一一次气氛融洽的家庭旅行。“那时大哥杨志刚在加拿大工作，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我们姐妹凑在一块儿商量怎么救大哥，都去医院做过配型检查，心里就想着要团结起来，一起过了这个难关。”2009年12月，42岁的大哥在多伦多去世。此时，满洲里市纪检委已经接到陌生人举报，称本市三道街小学的教师杨志强，本名是杨志军，当年顶替妹妹上的师专。随着调查的深入，杨丽敏和杨志军的关系迅速恶化。
调查的意义
满洲里市纪检委在接到举报后，按照“谁主管，谁办理”的原则，将此事交满洲里市教育局党委进行调查。当时在任的党委纪检组长告诉本刊记者，他仔细查阅了杨志强老师的档案，包括高中时的学籍档案，一直到进入三道街小学后建立的人事档案，结论是没有发现什么瑕疵。杨丽敏推测，这其中的高中学籍档案，就应该是她填写的那份，后来跟随改了名字的杨志军一同被调走，只要对比不同阶段档案材料的照片，其实就可以得到真相。“但是照片不能说明问题，人在不同阶段的相貌是不一样的，这不是我们判断的依据。”纪检组长说。
就在第一轮调查结束后，杨丽敏向纪委转发了一封邮件。杨丽敏向本刊记者坦言：“第一次的举报人并不是我，虽然杨志军这样固执地认为。在第一轮调查中，我多次接到杨志军的电话。由于我们互换了生日，二姐变成了1973年4月2日的生日，我的是1972年1月6日，调查人员就很疑惑，妹妹的年龄怎么会比姐姐大呢？杨志军让我解释成是为了改大年龄早上学，让我编造我的真实生日是1974年7月6日。她还总在电话里威胁说，要不然我这边也不会好过，毕竟我考大学的时候也改过名字，她也会举报我的。我实在不想在这种谎言里生活了，我现在的生日就是假的啊！”杨丽敏转发的是杨志军爱人包涛海的邮件，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毕竟你俩当时对调了档案……起点是错误的，以后的东西也会付之一炬……我们一定要团结才行。”除这封邮件外，杨丽敏还提供了91届高三6班班主任的姓名，和一份家庭关系的情况说明。由于有新的证据补充进来，纪检委交教育局党委，开始了第二轮调查。
第二次的调查负责人、党委办公室主任向本刊记者介绍：“我们专门抽出一天去到海拉尔二中和海拉尔招生办，查看当年可能遗留下来的档案或文字记录，什么都没有查到。另外，我们还拜访了当年的班主任，他只能想起来，班里是有一个叫杨志强的学生，其他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因此这次调查依然不能说明教师杨志强的任何身份问题。”
本刊记者在三道街小学门口见到了已经改名为杨志强的杨志军。她对是否顶替妹妹上学的问题不置可否，说一切都以教育局的调查结果为准。她现在是三道街小学的教导主任，同时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1993年，她从海拉尔师专毕业后，就来到这里工作，干了快20年，才有今天的成绩。“我对现在的工作生活很满意了，妹妹可能什么都想要完美吧。”杨志军告诉本刊记者。第二轮调查开始后，她已经不再接杨丽敏的电话。“因为她每次都很激动。”在电话采访中，大姐杨志华透露，杨志军的压力很大。“现在学校里得罪人的事情都让她来做，她工作做得好，也得不到相应的奖励。”那位纪检组长就介绍说，杨志军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经常有家长把对她的感谢信都写到教育局来。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从未处理过类似的事件。如果真的查出杨老师有问题，该怎么处理还要查阅相关条文。不过，这样好的老师就应该开除公职么？这里是不是也有个年代太久、既往不咎的特例？”
1991年的夏天，父母是如何与杨志军商量的？这20年里，杨志军的内心状态又是怎样？杨志军对此事保持沉默，已经让这些无从知晓了。杨丽敏曾经因为母亲的干涉，和许多当年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杨志军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李玉霞说，高三2班曾经有同学在满洲里的街上碰到过杨志军。“他脱口而出，这不是志军么？杨志军说，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谁愿意假装不认识过去的老同学呢？快40岁的人最喜欢的就是怀旧了。”当年那个四人小团体，除了杨志军外，另外三个人都保持着联系。“组织就在这里，要想联系，早就来找我们了”。
可能是当年好友的缘故，在李玉霞对本刊记者叙述的逻辑里，杨志军的人生受影响的程度，不亚于她的妹妹。“也许志军更愿意复读，是她母亲觉得她风险大不同意呢？海拉尔师专毕竟是个专科学校。我就是第二年复读又考了个不错的学校。当年在二中复读，分数低的复读费都不用交。耽误一年，总比遮遮掩掩过一辈子好吧。”李玉霞印象中的她们的母亲，说话声调高、语速快，强势而能干，“很像那种代替孩子做决定的人”。不过，杨丽敏对这个解释并不认可，她说：“因为二姐在家里很受宠，父母不可能不尊重她的意志。录取通知书发下来后，还有一个月才开学，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件事情想清楚。摆完酒席，姐姐接着又和父亲去了满洲里，在那里继续接受一些朋友、亲戚的祝福和礼物。她完全沉浸在一个大学生的荣耀里。”而对于当年录取她的海拉尔师专，杨丽敏表示自己肯定会去的。“我从小就想当老师，结果一辈子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虽然教育局党委的第二轮调查已经结束，杨丽敏仍旧希望可以补充新的证据启动新的调查，起码让他们能够澄清这个事实。其实，过去的同学可以有不少人证明这件事情。“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让他们来说，毕竟都是我们姐妹的同学，怎样都会让他们为难。”杨丽敏说她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改回自己的生日。“我问过派出所，他们说需要提供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所以唯有诉诸于法律或者让教育局来进行澄清，我才可以去改。”这徒增的一年光阴曾让杨丽敏遭遇同学的取笑、用人单位的疑问，未来也意味着她将提早一年退休。以二姐失去工作，或者和她对簿公堂的结局来解决这个年龄问题，杨丽敏曾经不愿看到。但2009年二姐的带有威胁口吻的话语，让杨丽敏觉得家庭内部来化解矛盾的艰难，似乎要采取法律的手段了。与此同时，她也在强调亲情的修复：“二姐是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的大学，她一句表示抱歉或者感谢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很想听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