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公开承认三峡大坝有严重缺陷，从而引发“倒三峡”热潮的掀起。在媒体和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進行了口诛笔伐之后，现在的问题聚焦在，三峡决策的失败，究竟应该谁来承担责任？
在中共国务院承认三峡工程的“不利影响”之后，在网路媒体开始掀起“倒三峡”热潮，各界人士痛诉三峡大坝的“祸害”、人定胜天的“虚妄”，对政府“强行上马”的武断表示痛心疾首。
艾南山教授（ 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所长）：“我也反对修三峡大坝。三峡反对的人还是很多，包括论证的专家的少部分，包括人大代表投票的时候，投反对票和弃权票都相当多，主要是那个工程还是有争议的。”
《21世纪经济报导》披露，在20年前，也就是1986年6月，由原水利电力部组织的，共412位专家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就有9位专家拒绝签字。
那么，修建三峡大坝，究竟造成多少麻烦，制造了多少可怕呢？
《美国之音》公布的资料显示，尽管水库的总方量、发电量居全球第一，但大坝工程淹没了周边13个城市，140个乡镇和1300多个村庄。被迫迁移的民众人数达到400万人。修建费用也是世界第一，专家透露，政府内部已经承认花费达6000亿元。如果再加上后来不断发生的灾害，实际花费超过一万亿元。
此外，大坝建成以后，重庆、四川、湖北和长江下游气候异常，高温、干旱、洪灾空前严重。如果大坝遭到恐怖袭击，或者因为品质问题而导致溃堤，专家认为，破坏的严重程度远不是美国9.11事件可以比的。
德国工程博士王维洛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谁要对这些问题负责任？
王维洛（德国工程博士）：“在去年11月，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進行重新论证的时候，他说，时值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可行性报告里面出现的一些错误啊、估计不足啊，是“时值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东西一推就推给历史了，中国大陆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负责。”
王维洛说，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当局也是用 “时值十年动乱”这些言辞来推卸责任。
从三峡工程当时的审批程序来看，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86年6月2号，下发的15号文《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其实是中共在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王维洛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这样指出来了。
王维洛：“国务院自己提的报告，你国务院出来承担责任啊，不管你是现任总理，还是前任总理，你现任总理从前任总理中接过来的时候，你就得负责任啊，对不对？”
王维洛认为，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李鹏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泽民在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后，表现出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兴趣，并用“党的意志和纪律”来约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为三峡工程投票，从而影响三峡工程的决策，这在中国工程决策史上是第一次。
新西兰民运领袖陈维健则撰写了《中共造三峡大坝罪在当代祸在千秋》一文。文章说，三峡大坝是中共专制政治的结果。三峡大坝炸不炸已并不重要，但造成三峡大坝的中共专制政治则必须炸掉。因为如果专制政治不炸掉，即使炸掉了三峡大坝，专制政治又会造出更多祸国殃民的大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