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农民，已步入暮年。亲历1958年那个荒唐的、灾难的年代、给人民造成的悲惨磨难；记述于后：看是否真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1958年六月左右吧！最高领导发表了近两公分厚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天哪；数亿人民都强烈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因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真的吗！！！！请看：本人所在大队，三个自然村，约两千多人；仅就本人近邻20多户私下议论5成以上出于无奈，不得不加入人民公社；还有另一个村的几户坚决不加入公社，被叫到大队部关在一间小房子内，由公社干部动员，第二天我给一个沾点亲的送饭，走到关他们的窗口外“我的妈呀一声”从窗内传出；我就没敢进去。几天后他们几户也就“所谓”积极要求加入人民公社了。
在以后的20年里，六七十年代农民们的“无声反抗”达到极致，生产队几个人可干完的活。几十个人都去混，反正混一天可给十分；而这十分年终可分八分钱。如果你混的工分少，不够你分的粮食折款；还得欠队里钱。说一件农民的具体事：比方挖出的红薯：还需几个劳力过秤看这块地总的有多少斤。然后再分给各家。这样费时间、费劳动力、费了农民20年；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把几亿农民禁锢在一起，整整浪费了20年的时间；还美其名曰：这是社会主义道路。还要说一点，在那个时代如果某人认真干活，人们在内心还骂某人“蠢猪”因为某人破坏了人们的无声反抗。某人破坏了人们企图早日挣脱禁锢的意图。
公社解体以后：政府、舆论等工具都会说话了：大集体、大呼隆...政府所有舆论工具，好像才知道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发现的新大陆。其实非也！假如凤阳小岗村六七十年代这样做，后果会是怎样！试想刘少奇61年借给农民三分地（在以后的篇幅再写这三分地的事）的结果是什么？难道小岗村的农民比刘少奇的地位还高！如果六七十年代小岗村农民这样做，不打成反革命才怪呢！
1958年的六月份吧，，最高领导又发出了人民食堂好，于是几亿人民又争先恐后积极要求加入人民食堂。看吧：就说我村、我大队、我县...千家万户长年省吃俭用节约的粮食；都强行没收集中一起共产；当然说大吃大喝可能不太准确，但和一家一户的节俭日子比，确实是大吃大喝了。当时人们都隐隐感到难道日子不过了；我村有一个村人皆知的老啃头，（就是他家存粮很多，但总舍不得吃，常以野菜树叶充饥）从他家没收的粮食就有三车（当时农村一种牛车）以至于60年他饿死后村人皆说：就是真有三年灾害，他也不至于饿死。
还是六月份吧，每端住饭碗我就气得大骂：什么世道啊！（不能让别人听到）我爹骂我你不想活了；要知道对食堂不满，那是反党反毛主席的（现代人怎能想象哪个时代的政治空气）试想千把人的食堂几个人做饭，一大堆菜随便洗一下；哪像一家一户把菜摘干净；有时一碗饭里、三公分长的虫子直挺挺两三根。
再说八字宪法，1958年秋季播种小麦时：县、公社的党政干部都下到大队，亲自督阵，根据土质好坏必须按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下麦种30——80斤。农民们都暗暗叫苦，种子下不进去那麽多，上级干部强制重播、横播、必须把规定的下重量播下去；农民们只能眼睁睁等着灾难的降临。更甚者各公社都建有样板田，我所在公社是抽调各大队团员青年，肩挑人抬把耕作层土壤堆一小山丘，名曰金字塔；把小麦种子摊一层，上面盖上一层土；就等1959年小麦大丰收了。
我还以为仅我地区是这个样，曾和现在的邻居聊及那个时代的事；他是开封地区祁县人，76岁，现健在，他说他亲自经管靠井边三亩高产田，把麦种子倒在地里用推耙推平；上面盖上一层搅拌好的粪土，再洒上水。笑着说：你想59年能结麦穗吗！1958年亲自经历那场荒唐的、灾难的、还健在的人还很多，几十年来，那些舞文弄墨的高层人士、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居然引经据典地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遭成60年的大饥荒。而且还说的很具体、某某省遭灾几千万亩；某某省...奉劝这些学者，有胆量看看我一微小农夫的亲身经历，作出你们的解释；另外就连你们这些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摇旗呐喊几十年的学者们；也说是59、60、61（姑且说59、60、61年是自然灾害，按照这种不知哪个星球的逻辑，岂不是明年有灾害，今年就要饿死人）年三年灾害。那么61年的灾害和59、60年饿死人有什么联系呢！
58年的夏季，各大报都在不断发红字高产号外：如（记不太准是否人民日报号外）河南某地（好像新乡地区)区某县、某村、经记者亲自过称亩产小麦4万几千几百斤几两，紧接着各大报亩产小麦、八万斤、十万斤、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号外，更是起劲起哄；据说高层有：务虚务实之说，意思就是某单位多报一点，可以带动大家。当然这成了后来的浮夸风。不过1958年的夏季却实是丰收，而且1958年的夏季粮食也颗粒归仓了。因那时是一家一户生产。
1958年的秋季就不同了；我本人所在公社县所知确实是丰收年，但豫西地区千家万户赖以生存的主粮——红薯；基本全烂在地里。记得当时的口号是“以钢为纲”人人都去炼钢铁，所剩老弱还要大跃进；红薯秧人拔都来不及，牛套上扒（一种把地搪平的农业工具）拉过去红薯秧全挂掉了。县、公社、检查团就可以在大会上：“某某大队、某某队两天就收粮食几十亩。现代人或许会说粮食烂地里人们吃什么？放心：1958年夏季确实丰收再加上强行没收全体农民世代勤俭节约的粮食（当时那个年代生产低下、农民们的日子非常节俭）当时自然不愁吃了。
每到晚上农村到处都传来哗啦啦的水车抽水浇地的声音；大跃进吗！（其实是把抽水的链子去掉，小孩都能推动的轮盘响声）记得那时我曾参加公社组织的参观团到地区各地参观。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但总的印象都和我公社一样，尤其在宛北一个叫鸭河口的地方；走在地里用脚一踢都是花生。
我写了一步跃入：人民公社、大食堂、八字宪法，就要跃入共产主义了；下一步就要超英压美了。看吧！1958年秋冬之交，以钢为纲的口号指引下全国大炼钢铁的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展开。我县的炼钢炉群是建在纵贯县城东西（现312国道）的大道沿线；看吧！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天幕下红彤彤蔚为壮观。炼钢炉群是用土块黄泥糊成直径约一米、高约两米的筒状建筑，再配一个木制大风箱，人们拉着风箱，喊着有节奏的号子；看架势真的要超英压美了。
用什么作燃料呢？有：看吧，哪郁郁葱葱的山林、绿树茵茵的村落、松柏苍翠的坟茔、古刹。那管你百年古树千年古柏（形容古柏年代久远)都在这为了超英压美的风暴中，被砍伐一空；填在这土炉群中化为灰烬；劫难过后、山林光秃秃、村落光秃秃、坟莹、古刹、光秃秃，就连我们的祖先千辛万苦雕刻的古碑群、石牌坊、石狮、石龟、石羊...都在劫难逃。记得当时由县城去南阳，路过一个叫王村的地方，路的北边（现在的312国道）横七竖八扔着石狮、石羊、石...据说后来都和我处的石碑群一样，被拉去烧成石灰了。更不要说那精美的壁画；都在这场劫难中永远消失了。
用甚么炼铁呢？有：千家万户的锅、勺、铁铲，门箱柜上的铁制饰件、凡千家万户家中所有铁制物品；都被砸、被撬、填进了这小土炉群；古刹里的铁制文物，更是难逃其难。我处古刹里有一约200斤古铁钟，当时的七旬老翁说“他的父辈都不知该铁钟有多少年代”当然也被这土炉群所吞噬。
也就在这场以钢为纲的口号指引下；全民炼铁的风暴中、1958年秋季丰产的粮食自然都无所谓让其烂在地里。因为有当年夏季的丰收，加上强行没收千家万户长年累月节俭的粮食。自然库里有的是粮食。当年是饿不着的。我写了亲自经历1958年的……也就是所致1960年冤魂片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吧；现代人想想看：1959年夏季的小麦收成是个什么样，当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和开封地区、许昌地区的几个老人谈及此事时；他们骂道：麦穗像蝇子头...（就是1958年播种时、农民无可奈何地被强制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的结果。这也是1958年农民早料到的结果）但尽管1959年夏季由于以上原因造成大面积减产；收成甚微。那些样板田、万斤田更是绝收。
但是那样的时代；仅以我亲自参加的公社大会为例：记得我所在公社17个大队，都不愿第一个汇报产量，但总得有一个先汇报：“我大队全体社员、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亩产小麦800斤的好收成”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汇报产量依次递升；当然第十七个大队小麦产量最高，不但大会表扬、而且扛上一面大红旗高高兴兴回家去。而那第一个汇报如何如何努力取得800斤好收成的大队，自然成了倒霉蛋；大会受到批评不说，扛上一面白旗，垂头丧气回家去。
下一步就是上缴国家粮食；既然粮食大丰收那就不能不顾国家；你汇报了小麦亩产800斤、或1800斤。那就按此产量，留下部分后全部上缴国家；本来收成甚微，生产队干部不得不把粮食全部上缴。这时58年没收全体农民的粮食，58年夏季丰收的粮食，通过大食堂大吃大喝，通过58年秋季把粮食大量撒在土里；这时仓库粮食已空。可想而知农民的处境了。
1959年的事，再写一下秋冬季节我记忆最深的一次会议；就是上级对农民的生活安排。全县、各公社、都有上级领导亲自参加，各生产队正副队长、保管会计、大小头目。都集中到各大队研究安排社员生活，宗旨是：必须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食（500克）。粮食从哪里来呢（因为夏季、秋季、各队头目被逼虚报产量，当然被逼基本全部上交了）各基层干部都绞尽脑汁一直熬到后半夜三点多钟；总算有了办法“我们队上交时瞒报了产量”柴垛内埋藏3000斤粮食，牛棚内埋藏几千斤粮食。这样一算我们队就保证了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食。当然各个生产队都相继想出了办法，都能保证每个社员每天有半斤粮食吃。天蒙蒙亮时各生产队大小头目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都把本队的社员生活安排好了。微睁着腥松的眼睛回队了。相应的各公社干部，都回去向上级汇报自己所在队社员生活绝对有保证。
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有办法，至于社员吃什么呢....就像1958年夏季一样，上层领导有了“务虚务实精神”（虽然现在我无从考证这话出自哪层领导之口）夏季小麦就有了经过记者亲自过秤：小麦亩产四万斤、八万斤的号外报道。而59年的冬季眼看社员就要饿肚子，经上级领导集中各级大小头目开会；社员就有了每天半斤粮食吃的办法。你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吗！不，千真万确。
当无数个老人、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当我亲眼看着大伯微睁着双眼，微微蠕动着嘴唇发出几乎听不到的“饿呀、饿呀！慢慢的、慢慢的、就也再发不出声音了......哪个年代就他一个人是这样离开的吗！据我所知我们豫西地区饿死人还不是较严重地区，但我们近邻八户人家，我二爷、小爷、大伯、三伯等共饿死6人。
如果不把全民多年节约的粮食没收，集中一起大吃大喝搞共产；如果不搞什么农业八字宪法，把粮食种子强制农民超出正常播种量5倍6倍往地里下。造成59年夏季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
如果不搞什麽全民炼钢铁（其实胡搞，农民们都说是劳民伤财）造成58年秋季本来大丰收的粮食全烂在地里。能饿死一个人吗！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三年自然灾害是从哪一年算起，我前面已驳斥过；按上层人士．专家学者所说是50、60、61年三年灾害造成60年的大饥荒。真是奇了怪了，不知是哪一国的逻辑：明年有灾害，今年就要饿死人；中国几亿农民都是二百五。岂不悲哉！
本人看到过一篇“三年自然灾害”责任一文，觉得比较客观。但不同意如：“根据张戌（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如果没有粮食出口，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我不知撰此文的作者是否算过一笔帐；好、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愿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帮你算一算。当然我不知道到底出口了多少万吨粮食；权且说出口300万吨粮食，也就是60亿斤粮食。假设当时是六亿人，每人每天按半斤算（也就是500克）可以吃上20天。按此计算就不会饿死一个人吗！当然我上面说的6亿人、300万吨粮食都是假设。
我一个低微的农民、不自量力的、来给你算算另外几笔账看，1958年强制农民（执行毛主席亲自指定的农业八字宪法）超出正常播种量数倍播种、就算是超出三倍、也就是每亩地多下种30斤小麦。记得当时我们小队200亩地左右，留下春地约50亩，也就是播种小麦150亩，算算看、一亩地浪费30斤小麦；这150亩地该是浪费4500斤小麦？而且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1959年夏季的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这150亩地的小麦就说每亩最低歉收50斤小麦（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这150亩小麦就欠收7500千斤小麦？仅这一个小生产队的浪费，和绝不应该的欠收，就达12000斤小麦。这仅是最低最保守的估算；而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地区、有多少个生产队？全河南省呢？请你们算算该是多少万斤或多少亿斤粮食。
再说大食堂的浪费，因为有了1958年夏季的大丰收，加上没收千家万户长年累月节俭的粮食。过共产吗，（说大吃大喝可能不太准确，但和千家万户当时的日子相比，确实是大吃大喝了）这在其他省份农民们自己所说大食堂的生活；可得到验证。我还是算一笔帐吧；我村当时约有1000人，就按每人每天最少浪费一两（50克）算，一天的浪费就是100斤；而一个月、七个月共浪费21000斤粮食。这只是我一个村的浪费；而全公社、全县、全国有多少村？谁来算这笔账。有多少亿斤粮食被白白浪费了。我为什么说七个月呢？因为到了1959年没有粮食浪费了。
再说1958年的秋季烂在地里的粮食有多少；仅就我们村四个生产队算，我们队光是红薯约20亩，每亩按当时最少1600斤计算；三万六千斤红薯就烂在地里了。这仅是我们村四个队中的一个队，而四个队就按我们队烂掉的算：共烂了十三万八千年红薯。我重复一遍，这十三万八千斤红薯只是我们一个村烂掉的。全大队、全公社、全县、全地区、全国。烂了多少粮食？谁来算这笔账；能饿死人吗！！！!能饿死人吗！！！！
再说如果1958年不把树木砍光，1960年人们还可以有树皮、树叶吃，说几件题外话，1961年刘少奇让分给每个社员三分地；也就是还千千万万农民一点点自由；就是这三分地、就是这一点点自由；1962年农民不但吃饱了肚子；还不得不拿红薯干烧锅。当时我哥来信教训我：吃不完保存起来，怎么好拿粮食烧锅？我答复说：柴禾两角一斤，（因1958年树砍光了，柴奇贵）而红薯干八分钱一斤。我哥无言。
当然刘少奇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时农民最烦的就是经常要忆苦思甜。64年一次大会上领导培养的老贫农还没有上场，一个中年妇女就涕泪交流的上场诉说60年她爹妈都饿死了。当然没让她....不过领导也没追究她政治责任；1964年征兵时，我当时是民兵干部，所以知道上级的精神:凡是1960年家中有饿死人的青年；政审第一关就不能过。
当时我县广为流传一中学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毛泽东万岁，吃饭站队，等上半天，吃上一碗。被人发现，据说被斗得死去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