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一段老掉牙的历史的回忆。文革时期，陶铸因为拒绝合作，被江青一伙人整死了。第一步，先是不准他外出，而且有一个名义上的警卫贴身监视。所谓贴身监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你身旁不超过两米的地方看着你。吃喝还好说。上厕所，写东西，睡觉都在你旁边盯着你看。年轻的朋友们想一想，你能受得了吗？
这篇出自共产党御用文人之手的文章也认为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法西斯行为，是对人施以严重的精神摧残的手段，绝对是一种酷刑，会导致精神失常，并因此而对所谓的四人帮一伙人大张哒伐。我们同情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这些人。我们也对这种法西斯行为深恶痛绝。
但同时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这东西好像似曾相识。再看了一遍细节，恍然大悟。原来94年到95年非法拘禁我一年半，是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虽然我当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儿，可是这种模式就连看着我的小青年警察都有些受不了。24小时被盯着看的人固然非常难受，其实长时间这么无耻的看着别人也非常难受。
在每天半小时放风的时间，没有窃听器监听。我们习惯于悄悄地聊几句天。我就问他们：盯着别人解手你就不觉得难受吗？是不是有偷看女澡堂子的兴奋感呀？小伙子的脸立刻就红了，小声骂道：王八蛋想出来的馊主意，孙子才喜欢看别人上厕所呢。就折腾我们这些小布拉豆子，那帮头头儿自己怎么不来看别人上厕所。
我就教他说：下回你就站在厕所门外。头儿要是问你就让他自己到厕所里边来试试。他嘿嘿嘿地笑着没说话。后来果然就站到了厕所外边。我问他是不是按我教他的说了。他说没有，他只是要求头儿下次上厕所给他换换班。他对厕所的味道过敏。头儿皱了皱眉头也没说话。这个负责看守我的头儿是公安局的党组书记。经常为了安排这些超级法西斯的折磨人的做法，和防暴队的小伙子们发生冲突。有一次竟然找我抱怨说小伙子们在食堂里差点儿就揍了他。可见这种超级法西斯的做法，连执行的人都难以忍受。
可是他自己却在我面前辩解说；这些连监狱都不允许的措施，是因为没有进入法律程式，所以可以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你要享受监狱的待遇，就要配合我们，快快地进入逮捕程式才行”。意思是说你没罪也要认罪，否则就得忍受这种非法的酷刑。看来当领导就是比当执行者容易，只要够无耻就行。
接着我就联想到了，最近和艾未未一起被关进没有进入法律程式的监狱的维权律师们。他们被关押的藉口和我当年一样，监视居住。他们被折磨的状况，只能比我当年更糟糕。所以被放出来的人连话都不敢说，大多数人都受不了那种折磨。甚至有人不得不赞美监狱的人道主义措施。这都是受尽折磨的后果。
可是联合国和西方的那帮政客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只是问你：有没有挨打，大多数人只好说没有。嗯，好记录在案。有没有挨骂，没有。嗯，好，记录在案。还有人赞美中国监狱的人道主义措施。这就足以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大改善了。赞美者可以得奖，共产党当然就不能去制裁了。残暴的超级法西斯不是敌人，当然就可以和法西斯们进行全面的合作了。这和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对待德国法西斯的态度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涉到了更大的问题，世界大战能否避免，是不是会再来一次？西方模式的民主能不能克服金主政治的病根。共产党和希特勒一样聪明，早就学会了利用金主政治控制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按照共产党的利益作出违反西方人民意志的决策。甚至不惜出卖西方人民的经济利益，来满足大企业和共产党的共同需要。
用西方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养肥了超级法西斯之后。他们就不仅仅会危害人们的经济利益，还会危害到人们的安全。包括作为个人的资本家们的安全。这一次犹太人可能不会是唯一的受害者了。因为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都不太看重种族主义，他们更重视的是阶级关系。资本家们从来就是一个没有多少好名声的阶级。他们能对付超级法西斯而保护自身的安全吗？
但是资本家们会笑笑说：耸人听闻，艾未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中国穷棒子们的人权和美国人有什么关系？二次大战前他们也觉得自己住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很安全。德国犹太人的人权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德国工会分子们和他们更没什么关系了。资本家永远不懂政治，这也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危险的是他们却能够干预政治和舆论，把政治引向陷阱。
和年轻人们一起回顾这些历史。会惊奇的发现；幸亏德国纳粹没有及时地制造出原子弹。否则这个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还不一定呢。但是展望一下将来，确实让人不那么乐观。原来被文人们吹嘘得上了天的战后几十年，这个世界并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
纳粹被禁止了，可是共产党成了新的宠儿。还有无数纳粹和共产党变种的小专制体系。这个世界并没有比过去变得更好。在金主政治的扶持下，人类被剥削和被压迫仍然非常普遍存在。谎言仍然占领着所有的媒体。酷刑和金钱都与时俱进地在发展着。艾未未们的遭遇不会比德国有良心的知识份子们更好。大作家茨威格描写纳粹酷刑的著作，看上去确实有点儿过时了。
那么什么是现实呢？埃及和利比亚人民的革命，也许是避免世界重新遭受战争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