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听说街面上在闹“公诉”，抓“汉奸”，探头看看。茅于轼、辛子陵两个老头儿正被一群文革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围着，他们挥语录，喊口号，跳忠字舞，誓言要将两个老头儿“批倒批臭”，“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可以把这些看成闹剧，也可以把它看成喜剧，在这个普遍苦闷的时代，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我扫了一眼“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人名单，笑了。掐指数数，这里边有几个正经人？或者有几个类似正经人呢？遗孀也出来了，戏子也出来了，病人也出来了，混子与小丑也出来了……。他们代表了自文革以来所有时代与文明的弃物里的“精华”，正所谓“沉渣泛起”。见到孔庆东司马南司马平邦三位混迹其中，我更加释然，足见之前我给这三位的评价是准确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位尽管身份不同，却也颇为同质——仿佛病灶相同，病态各异罢了。假若拿戏台来分工，司马南是唱正角，孔庆东是唱丑角，司马平邦则插着令旗满场飞奔，一个相当敬业的龙套。
凡这类闹剧多由孔裔领衔，司马家族堕后，很对路的安排——总要有个丑角先道开场，引人注意；随后派上正角，唱念做打，依依哦哦；最后龙套出场，图个热闹……
我也不知道所谓“第一视频”究竟是个什么媒体，仿佛孔庆东还是“首席”，司马南次之，司马平邦更次，加上天真烂漫的主持人，一问一答，一台益智节目就这样出笼了。
孔庆东很亢奋，称这次“公诉”是“一件大事”。想着一群“乌有乡民”凑三五十个“三教九流”，狐朋狗友，便起事宣布自己代表“北京人民”，代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以及“公愤”，全不在意2000万“北京人民”、“各行各业”以及“公愤”们的感受。这样的High态只有“公诉团”才有，这样的逻辑也只在孔庆东们那里成立。
我一如既往，将这一伙人视为无物，将这一场闹剧视为“苍白井蛙空洞”的“公诉”——简称“苍井空的公诉”。抱歉，我怕是辱没了苍井空老师，因为她的学术与境界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北大教授”。
大概只有历经文革，你才会知道这个“公诉团”究竟有多么“苍井空”。目前来看，它也只能算是个“帽子铺”，各种名号尺寸的帽子随意派发，大打折扣，什么“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反动势力”、“汉奸分子”、“带路党”……，这样的每一款若放在毛泽东时代都会找不到脑袋，但现在只管叫它们飞，最终都会落到回收站里。
“苍井空”们的另一面就是一边指斥别人“汉奸卖国贼”，一边雇人吹捧自己为“爱国者”、“当今的伟大人物”、“受全国人民拥护的伟大学者”等等。孔庆东的无耻在于他真的“谦虚”，还一本正经道：“我们也不愿意当什么伟大学者”等等。我呸。
一个“不愿意当什么伟大学者”的“北大教授”果然不俗，提及茅于轼便是“老而不死”、“老王八蛋”，体现了自孔老二至孔73不断推陈出新的“孝道”。
茅于轼、辛子陵已近耄耋，固然“老而不死”、“老王八蛋”，刘思齐等似乎也强不到哪里，对骂起来也是可以的。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只能算是小孩子的把戏，什么“提起公诉”、“坚决审判”、“绳之以法”，或如“两道杠”的司马平邦，什么“动他一个手指头”、“投鸡蛋”、“骂娘”、“挥拳头”、“吓也能吓死丫的”……
司马平邦等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嘴上动手动脚，打打这个，吓吓那个，仿佛小地方出来的混子，从来不曾迈出过“乌有之乡”似的。
如今，文革式的大流氓已然断种，渐多的倒是些小混子小流氓，乱乱哄哄。比如这次的组团——流氓会“公诉”，谁也挡不住。但流氓终归还是流氓，手里常备着“鸡蛋”之类。我这里也好心规劝：鸡蛋太贵，扔不如炒。
或许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茅于轼、辛子陵以及所有的“汉奸卖国贼”默对“公诉”，不联名“抗诉”？因为不必，因为世间真理不为乌合之众而存在。所有乌合之物不过是想以数量取胜的一股浊流，这样的力量我们在文革中见过，凶猛无比，而在今天，他们只好三五十人，倒像是郭德纲相声里的材料。
所谓“公诉”，他们谁来代表“公”呢？或许那只是一种性别，况且也还存在着疑问。
我也开列了一个名单，不妨与“苍井空公诉团”发起者的名单做一比较，结论自然也就有了。我想，即便名单中人已死去多年，也将比那个名单里的活人更为长久——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年5月17日服毒自尽；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年10月11日于狱中自杀；范长江，著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1970年10月23日投井身亡；翦伯赞，历史学家，1968年12月18 日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1968年11月22日跳楼自杀；容国团，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1968年6月20日上吊自杀；傅其芳，国家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自缢而死；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顾圣婴，著名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全家一同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药死于医院；老舍，著名作家，1966年8月24日溺水自杀；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右派，1966或67年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傅雷，著名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还有，刘少奇，国家主席；彭德怀，国防部长、元帅；贺龙，国家体委主任、元帅；陶铸，国务院副总理；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田汉，作家、戏剧家；赵树理，作家；邵荃麟，文学评论家；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潘天寿，著名画家；盖叫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这是一个怎样的阵容？他们又该公诉谁呢？他们是否有胜诉的可能呢？
中国的，也是人类的多少精英都被毛泽东及其帮凶毁灭，单凭这一点他就是国家与民族的罪人。还有什么疑问么？倘若这根耻辱柱上不悬挂他的名字，那么就会悬挂所有逝者与我们的名字。
之前与现在，我也并非完全赞同茅于轼的一些观点。我以为求异求新恰是他的不足，他更像一位时尚达人、老年模特，多少缺乏些经济学家的醇厚与重量。比如他对毛泽东私生活的披露与评价简直就是八卦彩报的版面，对历史而真切地评价毛泽东毫无意义，反而削弱。
生活方式固然能折射人品，但一味地对个人生活抹红涂黑却也会失却了剖析的力度与角度。况且中国帝王自古三宫六院，毛泽东倒是“节俭”了许多。至于什么“肌肤之亲”、“奸污”之类，大概都是按照市井流氓的评价标准，从开始便与帝王无关了。
但我必须支持茅于轼发表观点的权力。这话虽说烂了，但在这个烂的时代，面对“公诉团”这些烂人，我依旧还要重复，要使他们知道：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虽有尸体却再也不能借尸还魂。“公诉”等等，终不过是“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不久便至“未足奇”。
退一步讲，茅于轼、辛子陵不过是要将死人整死，而你们分明又要将活人整死。先不说你们做不到，只说你们绝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我反对你们的理由，没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