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是物价上涨的结果，而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
这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的一个明确结论。
这里的“奸商”，“宽泛地说，就是资本家中的企业家，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活跃的、建设性的因素，他们在物价飞涨的时期，不论愿意与否，希望与否，都不得不迅速变富。如果价格不断上涨，那些已经购买商品并储存起来或拥有财产和工厂的人肯定会获利。”
凯恩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通胀，指责许多国家的政府“不计后果，把公众对显明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做法所导致的恶果的愤怒引导到‘奸商’这一阶级身上。”
“政府的错误做法”是什么？是放任货币！
凯恩斯肯定到：“没有比放任货币更精明、更确定的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式了。这一过程把所有经济规律的隐藏力量都调动起来用于破坏，而且破坏的方式非常隐藏。”
凯恩斯在做出这一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时，一直是在与日常理解相反的意义上提到“奸商”，是一种反讽的用法。政府也好，以至相当部分公众也好，总是将那些提高其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人称为奸商，并认为物价上涨和通胀是奸商们造成的。而凯恩斯则肯定地讲到，这些所谓的“奸商”并不是真正的奸商，只是政府嫁祸给他们的污称。
那些在通胀中提价并赚到钱的人不但不是奸商，反而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企业家，他们的活跃性和建设性是市场运行与经济增长的根本。至于他们的提价行为，是通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胀的原因。
凯恩斯的这一结论至关重要。他告诉人们，不能将通胀归罪于所谓商人的投机和囤积居奇。商人的这些行为只是由通胀引起的，也是商人趋利的天性所在，没什么对错之分。如果在一个能够明显赚钱的环境中不去赚钱，那并不是商人的本能，也不是真正的商人。这一点并不以人们喜欢与否为判断标准，没有传统上认为的那么多伦理道德色彩，或者，根本就不能诉诸于伦理道德层面。
如果硬要从伦理道德层面上看，那也是政府大恶之后的小恶，或者，同政府大恶相比，商人行为也就称不上什么恶了。正是政府为了出于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利益，首先放任了货币，有目的有步骤地故意实施了通胀政策，促成了普遍的持续性的物价上涨。“通过持续的通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被人觉察地没收公众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这是一种非常随意的没收方式，虽然使大多数人变穷了，但实际上也使一些人变富有了。这种重新随意分配财富的观点不仅会破坏安全，还会打击人们对现有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的信心。有些人由于体制原因而发了横财，这笔财富超出其正常所得，甚至超出他们的预期，这部分人就变了‘奸商’。”
当然，在通胀中受了损失的人，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同样憎恨这些“奸商”。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有意渲染和引导，就很容易使公众对通胀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几乎全都撒在了这些“奸商”身上，也同时将通胀的原因归咎于“奸商”。而政府呢，则躲在自己政策过错和非法没收来的财富背后窃窃自得与发笑。
政府也就在这种大众愤怒中，将治理通胀的矛头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对“奸商”的打击上。问题是，这种避重就轻和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仅延误了通胀的治理，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通胀。更成问题的是，就像凯恩斯分析到的，通胀的持续会使货币变动越来越大，维系市场经济秩序的债权债务关系将趋于混乱甚至毫无意义，财富的获取过程也就因此而堕落成为赌博或购买彩票。
从中不难看出，到底谁是大恶，谁应当真正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受到谴责和憎恨：自己犯了错、造成了恶果，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并采取自纠措施，反而将这种恶的源头硬生生转嫁给别人，并对原本无辜的被嫁祸对象再予以打击，使后者在名誉上和利益上双重受害，真正的从恶者却仍在实施着恶行并加重着恶果。天下岂有此理？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凯恩斯是多么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也不管后来的有识之士多少次重复强调，政府和社会却一而再地惘顾这一忠告，可悲的现实一再上演。
在步入了21世纪市场经济的中国，每次通胀，政府和社会都首先将眼光集中到“奸商”身上，冶理措施也首先是从惩治所谓“擅自提价”的“奸商”开始了价格管制，政府就是不坦承自己放任货币的恶果，不承认通胀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从中找原因，寻求治理措施。在严重损害甚至剥夺私人企业主体应有市场权益（尤其是市场化自主调价权）、损毁着经济增长根本基础的同时，一再错过最有利的通胀抑制时机。
由此，凯恩斯在1919年的结论和分析，对当前中国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也是有着显著意义的。广而论之，诚然，正如柏拉图2000多年前就在他的《法律篇》和《理想篇》中所指出的：“最高贵的、最包罗万象的工艺，是治国术，即政治的或皇家的‘艺术’。”，但他同时也在《高尔吉亚篇》中明确揭露到：“存在着正义的立法，也存在着诡辩论，即伪装出来的正义；存在着正义的行政管理，也存在着修辞，即前者的代用品。”
值得再次提醒的是，迄今的每次人类文明进步，总是伴随着真正正义的立法和行政管理；每次的文明衰落，总是在诡辩论的伪装和披着修辞外衣的嫁祸中发生的。当然，我们需要前者，我们强烈谴责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