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当上右派的
1937年1月，我出生在甘肃省民勤县今大滩乡红墙村一个能供得起上中学的农民家庭（解放后划定成分中农）。1955年从民勤中学（今民勤一中）初中毕业。当年11月参加工作，在民勤县水利协会（县水利局前身）上班。在当时，以工农为主体的干部队伍中，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也算得上有文化的人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在以内外河合并工程——跃进总干渠建设和红崖山水库建设为标志的水利建设大跃进的热潮中，我一度成为跃进总干渠建设的技术负责人。在一次应付上级检查的口头汇报中，无意中得罪了时任内外河合并工程委员会副主任，稍后又任红崖山水库工程建设兵团司令部副司令的孟有荣，遂导致批评、批判、直到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右派分子。具体情况是这样，汇报时孟有荣问我，跃进渠设计多长？有多少座建筑物？我一一汇报了。又问这些建筑物分别在什么位置设置时，因跃进渠线较长，我当时没有逐一细说，而是将平面图摊开，说具体位置都标在图上，你看。仅此一句话，也不知是孟看不懂图，还是他不想看图，总之孟有荣当时的脸色就比较难看，当即批评我的工作这不好那不好。事后有人传话过来说，孟司令说了，那个小伙子（指我）毛病多的很，得好好接受教育。在后来的右派材料中，当然反映不出这些情况。取而代之的是发动我的同事搜集我的各种问题。当搜集到我的日记本上有“鱼游浅池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的古语，以及我抄录《说唐》小说中秦琼在罗成家里养病时写的诗句“一日离家一日深，犹如孤鸟宿林中。虽然此地风光好，也有一片思家心。”以此上纲上线说我一贯对党对政府不满等等，从而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12月8日，原张掖行署给我发来一纸通知，上面说：“你已被民勤县定为右派分子，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公职保留。”
1959年5月1日，民勤县统一组织送往夹边沟。同去的共有四个人：常斌（当时东麻岗盐池负责人），李顺天（民勤县药材公司经理），潘毅（民勤四中教师）和我。
就这样，我当上了右派分子并被送往夹边沟。
我为什么没饿死
我是1959年5月1日到夹边沟农场的，1960年12月25日离开夹边沟农场，总共在夹边沟农场呆了一年又七个月二十五天。后来我才知道，甘肃的劳教农场有三个，一个是安西的石贡农场，一个是玉门的黄花农场，再一个就是夹边沟农场。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一个农场。按当时农场公布的到场的劳教人员总人数是2400多人，期间死去1900多人（详细尾数记不清了）。其中，民勤先后去了53人，死了43人。
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根本原因是饥饿。1959年7、8月间，农场发生斑疹伤寒，死了很多人，其中民勤有两人。接下来进入1960年，劳教人员口粮每人每天四两（按十六两称计，相当于现在的四分之一斤），偶尔还有不明原因的断供，农场开始大量死人，基本是饿死的。那么，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死了，我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和我同时到农场的有一个永昌县送来的叫杨玉凤的女人。据说此人是天主教徒，是由修女送医学院后成为医生的，当年40岁左右，是我进场报到认识的第一位劳教同事，她被分配到总场医务所当医生。平常她对我比较关心，因我患有肺结核，经常给我开病情证明，以逃避重体力劳动，开“康复丸”(一种专门给饥饿病人吃的可以充饥的“药”——其实是食品)。此人平反后在武威地区人民医院上班，文革中被关“牛棚”时，我去看望过一次，后去世。
杨玉凤医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听起来好像也属于一个医生的正常工作，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却是救我于水火，救我于不死的恩人。我深深怀念这位于我大恩大德的好人。
二.我去夹边沟时，带有一件羊皮做的大衣（民勤人叫“皮袄”）和一双羊毛毡靴。当时我们的灶房在西山坡，冬天十分寒冷。有一个在灶房烧火的人，知道了我有这么一件能挡风寒的衣服和毛毡靴，就通过别人表示想要我的衣鞋御寒，而我则趁机提出交换条件。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把或馒头，或饭食，只要灶上有什么吃的都行，偷偷放到一个我们约好的地方让我吃。加上有杨玉凤隔三差五地给我开“康复丸”，所以我就饿不死。
1959年9月1日到场的一个民勤人叫李生秀，他之前是民勤县一个水管所所长，算是我的一位同事。他见到我的时候对我说，他在离开民勤之前见到孟有荣了，孟让他给我带话说：小伙子，好好干争取早日回来。我能回去吗？我早想好了，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我也不会好好干，那样会死得更快！因我有肺结核病，耍滑偷懒有借口，无论咋说，我就是不干重活，加上前面说过的情况，所以我活下来了。而这个李生秀，为了有个好表现，老想争取早日回去，累活重活抢着干，大干苦干，结果立立累死在了夹边沟。
前面说过了，夹边沟农场总共去了2400多人，其中有女性160人。死了1900多人（没有女性），活下来的大约不到500人，其中包括160名女性。这些女性进场后大都分配到喂猪、粮食加工、粉坊等体力较轻的岗位。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总之没有一个死亡的。而我则是这些幸存者之一。
由民勤送去的53个人，死了43人。当时凡民勤人有去世的我都有记录（说不清当时为什么要记录），包括姓名、年龄、死因、死亡时间等。因为当时死了人总场医务所都会先知道，所以一有死人情况杨玉凤便会告诉我，是某某某，怎么死的，我便认真记录下来。此笔记本在文革中不慎丢失了，非常遗憾。现将能回忆起来的记述如下：
王曰咸 原民勤县委副书记 死于心脏病
王在昭 原民勤县委组织部长 死于肺结核
李洪国 原民勤县委宣传部长 死于饥饿
王 开福 原民勤县民政局长 死于疾病
曹大财 原民勤县剧团团长 死于饥饿
刘汝霖 原民勤县农业局干部 死于饥饿
周 良厚 原民勤县卫生局干部 死于饥饿
杜春茂 原民勤一中教师 死于饥饿
李志贤 原民勤一中教师 死于饥饿
刘发 志 原民勤一中教师 死于饥饿
曾善瑞 原民勤工大教师 死于饥饿
赵佑文 原民勤县教师 死于饥饿
谢华同 原民勤县教师 死于饥饿
何保国 原民勤县教师 死于饥饿
陈口来 原民勤县教师 死于饥饿
吴昆德 原民勤一中总务干事 死于饥饿
李生秀 原民勤县小坝水管所所长 死于劳累与饥饿
常 斌 原民勤县东麻岗盐池负责人 死于饥饿
李顺天 原民勤县药材公司经理 死于饥饿
别的记不起来了。
夹边沟众生相
在夹边沟一年七个月二十五天的时间，我所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经历或难忘的故事。
我们进入农场时都要进行搜身，因我身无分文，所以没有可以让农场“保管”的东西叫搜去。凡从大城市、大单位来的领导、知识分子，随身携带的现金、存折、国库券、公债、手表等要全部交由农场保管，实际上几乎全部由农场的领导给私吞了。
崔文甘肃礼县原民政科长。有一块手表听说叫“空中霸王”，大概是进场时漏搜的。平时不敢戴在手上，白天悄悄用一根绳子拴在胸前衣服内，晚上压在枕头下面。因和我住在一个宿舍，晚上我偶尔还看见过这个表的闪光。1960年春季的一天，崔文因饥饿，身体很弱，奄奄一息的样子。总场医务所所长陈天堂来看过后说，这个人不行了，遂放弃了任何措施的治疗，临走时便顺手牵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该手表拿走了。其实当时人还有气，并没有死。几天之后崔文去世，没有任何人过问那块表的下落。
陈天堂这个人是很坏的。听说他把劳教人员的存折，家属寄来的汇票等拿上，人死后他便通过农场的银行（代办点）、邮局（代办点）的熟人把钱取上私吞了。听说此人后来因其它问题案发被判刑，真是恶人恶报，罪有应得。
张玉佩原甘肃省检察院干部，北大毕业生。对反右派运动极其不满，对劳动教养也极其不满。当时有个负责管他的管教干部姓韩，人称韩干事，他指定詹有哲（民勤人，劳教人员中的小队长）组织其他劳教人员对张玉佩进行批判。这个张玉佩本来就情绪极大，再对他进行批判，使他的不满升级进而爆发。有一天晚上他便手提一张铁锨进入詹有哲住的房间，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杀死组织批判他的人来个鱼死网破。当时詹有哲住的房间里有四个人，除詹之外其他三个人都是劳教组长，组长里面还有一个组长是民勤人叫何保国。张玉佩进入房间后，用铁锨在每个人的头上一顿乱砍。詹有哲的头上砍了两锨，其他三个人的头上每人砍了一锨，伤势都不是太重。砍完之后直奔韩干事住的房间，传说他的主要目标是韩干事。因在前面乱砍时有了动静，给了韩干事防御的时间，韩就把枪架到了窗口（当时的管教干部都配枪），并口头警告，只要张玉佩再前进一步就立即开枪，张玉佩见状立即逃离现场。张玉佩被抓后，做为杀人犯在农场被枪毙。
汪彦山原甘肃省教育厅科长，民勤籍人，汪在夹边沟农场的情况应该说是一个特例。汪是1958年就到夹边沟的，比我早到约一年时间。大约是1960年的4、5月份，也就是夹边沟农场饥饿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汪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和家里所有的家当，到夹边沟农场投奔丈夫来了。当时农场有规定，凡来场家属一律和农场干部在小灶上吃饭（大约因家属不是右派，要区别对待的意思），生活自然要好不少，汪因此也沾了不少光。如此大约一个多月，农场觉得白养着右派的一家五口人不划算，养不起了，便想法子把汪的家属往民勤老家送。送的时候其妻只带走了两个大一点孩子，两个小一点孩子留到了农场汪的身边。随后，汪又以无法带孩子，要送孩子为由，趁机回了一趟老家。这一回便是三个多月，一直到夏收后才回农场。此时汪的身体已得到基本恢复，也因他身体较好的缘故，后来汪就成了专门抬埋死人的人，最后活着从夹边沟回来了。这算是因家属以求活命的典型，在夹边沟没有第二。
李顺天原民勤县药材公司经理。因为饥饿，身体非常虚弱，奄奄一息的样子。一天杨玉凤对我说，你们的老乡李顺天，陈所长（陈天堂）说了，没救了，让他死去吧。我看人还活着，有救呢。我说，有救你就给救一下。杨玉凤便给开了强心针、葡萄糖，又从食堂里要了一碗面糊糊。上午把针打上，把面糊糊喝上，下午居然就能起身下床了。下午陈天堂在院子里看见李顺天挪着艰难的步子在走动便说，我说叫你死呢，你怎么又活了！说罢朝李顺天的身上踢了一脚，李便躺倒在地上，晚上掌灯时分便死了。
之前（打针救活后），李顺天曾对我说，看来我是不行了，死了以后，请你把我的行李送到家里（我和他是同乡同村人）。还有一套呢子衣服，你能穿你就穿，你不穿也送家里。当时我说，我连我都顾不上呢，我死了谁收拾我的呢。
我1960年12月25日离开夹边沟农场，1961年1月1日到民勤。一年后的1962年1月1日，为圆李顺天的遗愿，我又专门去了一趟酒泉，到酒泉劳改局几经询问，找到黄牛坡农场（此时夹边沟农场已撤销，业务和人员合并到了黄牛坡劳改农场），找到了李顺天的遗物并带回老家。为此，在回来的路上不慎丢失了40元盘缠，差一点回不了民勤，幸亏遇上了一位姓谢的妇女老乡救急才得以回家。那位好心妇女，因为匆忙我竟然没问下住址名字，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很是遗憾。
陈思伟原兰州大学副校长。此人在农场享受特殊待遇，和农场的管教干部同吃小灶。听说他女儿在北京的某知名大学工作，一周从北京寄一个食品包裹，因此至少没有被饿死的威胁，是为数不多的好的典型。
尤田女，原甘肃某一省级单位的干部。听说曾在美国留过学，是个很好的医生，也是个很有些名气的人，当时约50岁年纪。此人对把自己划为右派很不服气，赌气不好好干活，宁可不让吃饭也不干活。农场为了改造她，几个管教把扁担绑在她的肩上硬让她干，在羞辱中几番跌倒爬起，痛苦中表现出不屈的样子实在令人目不忍睹。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在农场，管教打劳教似乎很平常。我还经历过更惨的一幕：
一次农场一姓梁的管教，手里拿着打牛用的鞭子对某劳教人员实施毒打，被打者满地打滚，连声求饶，打人者打累后又将牛鞭交给农场一刑满就业人员继续毒打。这个被打的人我不认识，只知道被打后不几天就死了。
还有一个叫刘文华，原籍河南人。当时看上去年龄很小，十八九二十岁样子，听说是兰州某中专学校的学生，比我早到夹边沟的。小伙子看上去眼神呆滞，神经似乎不对劲。劳动时管教说一下他动一下，不说便不动。吃饭也是给就吃，不给就不吃了。在挖胡萝卜时，别人趁机偷着吃，他也不吃，像是有痴呆病（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清楚）。往往在这种时候那个韩干事，还有陈天堂就追着打。即使没有干活的时候，路头路尾碰上也打，如果没有趁手打人的东西，便顺手有什么拿起什么，如叉把、扫帚等一顿乱打。即是挨打的时候他也只知抱头，但从不喊不叫，不说话不反抗。大概1960年的下半年吧，就死了。从我认识到他死去，没有见过有人给他来过信，也没见过有人来看过他。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没了。
邱逢俊、姜自明、白映彦，原民勤县干部。他们三个人1960年因病转到酒泉劳改医院就医，当时我们还以为这三个人都死了，因为活着的人1961年都回来了，而他们没有回来。直到1962年医院清查病员时，才发现这三个人不是在押犯人而是劳教右派。此时农场已经撤销，所以回来的晚了。
邓智山原民勤县六坝公社教师，到夹边沟后一直在农业队干活。这个人颇有心计，秋收时趁机把或洋芋，或胡萝卜，或玉米棒子，偷偷埋在地里。冬春季节，陆续把原来偷埋在地里的东西悄悄挖出来偷着吃，所以没饿死。
刘汝霖原民勤县农业局干部，.1960年12月25日我离开农场时，刘汝霖就连病带饿的快不行了，已经住进了医院。我见他时他对我说，回去赶紧给他家里带个信，让家里来人快救他吧。我回到武威时因肺结核病复发吐血不止，在武威看病耽搁了几天，1961年1月1日才回到民勤，到后又立即住进了县医院。3日我从邮局给他家里人发了封信（本县今大坝乡六沟村），5日他妻子与儿子就赶到了县城医院来见我。我说你赶紧去，迟了就见不着人了。于是她母子二人6日从民勤动身，8日早上到达农场，结果人在7日就死了。
王开福原民勤县民政局长，到夹边沟农场后曾出任劳教小队长。此人品行不好，因病而死。死后在清理他的东西时，共清理出手表8块，还有其它财产。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肯定是从劳教人员身上坑来的。死后骂声一片。
那达兴东北满族人，铁路工人，文盲，他的罪名是反苏分子。听说在东北解放后（东北解放比较早）曾杀过九个苏联人（苏联红军），还散布过苏联红军比日本人坏的言论，因而只要见到苏联人就要设法杀害，因此给他戴了个反苏分子的帽子。
我当时还想，杀过苏联红军的人为啥不枪毙？东北人为啥到甘肃来了？农场撤销后此人又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由此说明，当时去夹边沟农场劳教的人，并不都是右派分子，听说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苏分子等等。
金文才原敦煌县电影放映队队长，我和他联手偷吃过农场食堂的红萝卜。起因是：我去农场时带有一个小木箱，箱子上有个铁锁。而金文才不知为啥和管食堂蔬菜库房的人认识。一天，金文才对我说，食堂蔬菜库房门上的锁子没了，知道你有个锁子，他想买你的锁子。我当即回答不卖，但可以换吃的。成交后，食堂给了我不少日子的食物，后来不给了。当时我给锁子的时候多了个心眼，本来有两把钥匙，我只给了一把，自己留了一把。于是晚上等食堂和其他人都睡定以后，就用留下的钥匙和金文才去库房偷红萝卜。没有装萝卜的口袋，我便将枕头芯子去掉，用空枕头皮子当口袋装红萝卜。因那个时段我还能吃上，就把偷来的红萝卜再悄悄送给正在住院的原民勤县委组织部长王在昭，再由王周济其他住院的人。再后来我不和金文才合作了，于是金文才开始了另外的觅食出路。
当时的劳教人员里有个叫周怀义的人，听说是原甘肃省邮电局的某个领导。周当时因家里经常邮寄食品，所以不至于饿死，但眼看着死人太多，估摸心理负担太重，后来也死了。当时即使活着的人，身体个个虚弱不堪，根本没力气深埋死人。周被草草掩埋后，金文才居然偷偷将死尸刨出来，掏出心肝吃（专吃心肝不吃肉）。后被人发现，农场管教召开大会批斗金文才时我才知道，而且金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就有“前科”。
说到埋死人，还有一件令人难心的事。
农场1959年冬天开始死人，因为少，待遇还不错，还给死者钉个简单的棺材。后来死人逐渐多起来，棺材就钉不及了，用个席子卷起来一埋了事。再后来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就埋了。所谓埋也非常潦草，能掩人耳目就不错了。死人多的时候，像我们一个队60个人，两天半就死了55个人，就剩了我，汪彦山（民勤人，但属于省级机关送去的），赵长年（原武威县副县长），还有两个人的名字忘了，共5个人活着。
死人一般白天不外送掩埋，到晚上用一辆皮车（胶轮大车），像码麻袋似的叠层装车拉到沙窝里去埋。沙窝里埋人也有窍门：一个被西风形成的半月形沙丘，东边自然形成比较陡的陡坡，像悬崖似的，埋人时把死人顺着悬崖一一摆好，然后活人爬到沙丘的顶部用脚蹬沙，下滑的沙子就把死人掩埋了。等到西风一吹（风很多），沙丘东移，下次再沿悬崖摆死人，再蹬沙埋人，再吹西风，沙丘继续东移，如此重复，死人就彻底掩埋了。说起来实在是令人心寒，往事不堪回首啊！
还有一件事，是汪彦山给我说的。
1959年的7、8月份，农场发生斑疹伤寒，死人较多，汪当时是专门抬埋死人的。一次有个人死了，共去了四个抬埋的人，两个人挖坑，两个人坐在离死尸不远的地方休息。突然，死尸坐了起来，咋回事？坐着的两个人吓坏了，起身就跑。挖坑的两个人抬头看见休息的两个人跑了，还在纳闷，扭头一看死人坐起来了，也吓得往回跑，立即将情况向农场领导汇报。当农场领导和汪等一行人再次来到埋人现场时，原来坐起来的人真死了。结果农场领导还把汪等埋死人的人给训了一顿，说他们谎报军情无事生非。汪事后对我说，估计那是伤寒病人假死，到野外冷风一吹，醒了，活过来了，一会儿真死了。真是无奇不有啊！
民勤去夹边沟农场活着回来的10个人，另外9个人分别是：
何立森 原民勤县人委会办公室主任
詹有哲 原民勤县三雷公社主任
杨益元 原民勤一中教师
姜自明 原民勤县农业局干部
白映彦 原民勤二中教师
邱逢俊 原民勤县某公社干部
潘 毅 原民勤四中教师
邓智山 原民勤县六坝公社教师
曾庆喜 原民勤县双茨科公社教师
做为幸存者，回忆夹边沟农场的这一段经历真是心痛，不堪回首，不提也罢。我也是快入土的人了，今天说出来，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要以此为鉴，汲取教训，我们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再折腾了。
（李大梌（tu）名字中的“梌”字，现在的新华字典中已无此字。为别人识别方便，他本人已将名字中的这个字改为同音“图”字。但他的所有历史档案中用的都是“梌”字，故，本文仍沿用“梌”字。）
二0一0年九月九日
（李大梌 口述 常厚春 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