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64已过去22年，它至今仍是中国政府的禁忌，而在海外的华人，到是看到很多关于六四的文章，中间包括很多前学生领袖等的回忆录，这儿俺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普通人，俺的室友小陈、一个因为机缘而参加过那次运动，并加入过守在天安门广场路口的敢死队队员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那些路口正是死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国政府宣布的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地，那些人试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军队的前进，在那次事件之中，正是他们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我觉得我们应当记住他们。
我当时在中国西部某公司设计院工作，住的是公司的单身宿舍，跟我住一起的室友小陈，大学毕业刚两年，也被分配到设计院工作。那年5月初，设计院派他和另一位工程师老李一起去北京出差。当时，报纸、电视上天天都在报道北京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绝食的情况。小陈和老李到北京出差，主要工作是同某项目合作单位交流、了解双方技术参数之内的事情。当他们有空时，因为住在招持所，离广场也不远，所以也经常去天安门广场，当然，太里面的学生绝食区是进不去的。而在外面，经常看到有学生模样的人在脖上挂了个自制的捐款箱，边讲演，边筹款，但演讲时口才好的并不多，经常演讲的学生说几句就卡壳了，当到不知到该说什么时，就高呼几句"我们要反腐败，反官倒"等口号。而北京市民也非常理解这种情况，并纷纷解馕相助。小陈那时的感觉是：似乎整个北京市的市民都被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所支配着。平时的一些陋习也没有了，特别是在政府宣布军管以后，人与人相互之间有冲突时都比较容易和解，生怕因为自己引发的冲突最后都推算到学生头上，给政府以借口军管。
在宣布戒严后，准备入城的军队被约十万自发的北京人挡在几个入城的路口处，(以后的十多天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几个路口处也有人将公交车横在了路中央，希望用它来挡往军队，小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当然说他是跟去看热闹也对，有人意识到：用这个办法来阻挡军队有效果，但问题是市民们不可能都24小时守在那儿，都需要回家吃饭，睡觉。于是有人就自发组织起来，为了使自已显得酷一点，也更有力吸引年轻人参加整过夜晚的守夜活动，这个自发组织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敢死队，其主要想法是：军队多半会在半夜行动，如果军队前进，敢死队用人墙的办法，以非暴力方式在路上挡往军队前进。当小陈知道后，也是因为刺激，觉得也应该尽一分力，同时也被一腔热血所驱动，以后的每天晚上，也去木樨地的路口，签上了自已的名字，加入敢死队的第二队。当时那个路口的敢死队为两队，每队约一百人，自愿参加，去了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及单位等，以防真的死了找不主、搞不清死的是谁。有军队来时第一队挡最前面，敢死队第一队的标记为：一根套在自已头上的红绳。第二队的标记是一根红绳套在左臂上。当然在有军队行动时还有人去广场叫守在那儿的学生们增援。于是在那以后的几天，小陈都在晚上9点过，赶去路口，签上名字后和那儿的同伴一起，一直守到天明才回招待所睡觉。睡到下午，起来后才去合作单位去逛一逛。实际上合作单位也没有多少人在工作，大多数都到天安门声援学生去了。
再说同小陈一起去北京的老李，碰到这么大的事也没闲着，刚开始也是到处去看热闹，得知小陈晚上参加敢死队守夜，也对小陈说：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热情。可随着局势的发展，老李开始不安起来，老李是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所以知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呆在北京，叫小陈不要再去路口守夜，他也不会听，给小陈说军队有可能会开枪，他也不信。于是老李给设计院领导打了电话，说要回家，领导也是觉得在那时有本单位的人在北京也不放心，所以很快就同意让他们回来。于是老李自己到北京西站买了两张回成都的座票。北京到成都当时要走36个小时，平时出差，那是一定要买到卧辅才走，这时老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有票就好，最重要的是赶快离开北京。老李回到招持所时，小陈还在睡觉，于是叫醒小陈，给他说：收拾东西今晚回家，小陈虽说有点不乐意，但也知道这是工作。于是他们两人于6月1日登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小陈回到宿舍，给我们说起他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大家都很羡慕，但当晚64事件发生后，谁也没有再提小陈的事，小陈自己也又是遗憾又是庆幸：遗憾自己最终没有守到那一刻。也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一劫。64之后，朋友们都把收听美国之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消息来源。其中一个寝舍的朋友还将收音机接上大喇叭，对着窗户外，在上班时人最多时播放，结果公司领导赶快叫停。但那段时间，下班后回去，收听美国之音是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事过太久，自己也不是当事人，也只能想起这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