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无中生有的冤案多如牛毛，涉案人数最多的，是“五•一六”集团冤案，涉案被冤枉处理的人数高大几百万之多（具体数据未见披露），与之相比，涉案几十万人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34.6万人受诬陷。由于刑讯逼供，有11622人被迫害致死），涉案几万人的“冀东党”冤案（22600余人受到迫害，2670人被迫害致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五•一六”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主席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5•16”的运动。经毛主席批准，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小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等人提出，凡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委员会之一者，即为“5•16”分子。这样，就使得与首都红卫兵5•16兵团毫无组织关系的数百万干部和群众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对清查“5•16”运动提出新的要求。清查运动在许多单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
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的女婿得一，就冤枉死于清查“5•16”分子的逼供过程中。杨绛回忆说：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时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2]
得一之死，可以管中窥豹清查“5•16”运动的可怕。
文革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工作的孟祥才，被逼供、诱供成了“5•16”集团的政委。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代”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孟祥才是幸存者，他所在学部近十人死于非命。[3]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1]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631、640—641、637页。
[2]沈瑞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3]孟祥才：《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9期，第24、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