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研究《水经注》得出了什么结果(组图)

2011-06-04 18:57 作者: 钟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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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注

说来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了,钱锺书先生预见到电脑在中文文献整理中的巨大作用,指令田奕女史等人开始研究。到今天,当田女史静静地把她们整理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一书摆到我面前,我才深深感觉到,她们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

《水经注》被考据家们搞得面目全非

自从一千七八百年前桑钦撰写《水经》,被北魏郦道元加上“注”成为《水经注》以来,由于他们所考据的中华民族当时地域河流人文历史相当详实,共311566字,被历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者奉为瑰宝,也成为经常被今天中国旅游文化经常被引以为据的源头。按郦道元本意,他是“考校诸书,以具闻见,今略辑综川流注沿之绪,虽今古异容,本其流俗,粗陈所由”(《永乐大典本水经注》P461)。这样一种严肃的学风与成绩,如果我们民族有他这样向前看的传统,能够沿着他所开拓的思路与实际调查的作风,过一段时间就出一部《新水经》,何愁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地理模模糊糊!

但最可惜的还不是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新水经注》,而是荒唐地连这本并没有丢失的原《水经注》,也被二百年来的考据家们搞得面目全非了。宋朝残本不去说了,明朝最权威最庞大的《永乐大典》类书中,在卷11127至卷11141全文收录了《水经注》。全部是手抄,开首写明桑钦撰,郦道元注,每卷后有重录总校官名、分校官名、书写者名、圈点者名。《水经》本文用大号字书写,《注》用小号字书写。但手抄书就会留下手抄的毛病,例如错简、错字、漏字、难认字等。只要后人校雠得当,是容易纠正的。只是后来《永乐大典》历经改朝换代,社会动乱,被连偷带卖和毁,现在存世的仅有八百多卷(在大陆仅存百余卷)。幸运的是《水经注》全在其中,但可惜的是被篡改了。

最大的篡改者是18世纪后期奉清朝皇帝命令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以及他的部下戴东原等。纪先生宣布“明以来绝无善本”,但他又以自称找到的明朝末年朱谋(土韦)的《水经注》做底本,然后用“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69史部地理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6月,P610)。此后至今二百年间,一直没有人见到有朱本出现,纪的话成为缺乏历史根据的空头支票。那么,纪先生所说《水经注》引用的《永乐大典》本,他自己真正见过和利用过吗?根据他在书中大量修改的内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并没有利用,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他如此说法,只能从非学术角度去解释了。至于具体进行《水经注》校对的戴先生,更显然没有见过大典本,他根本就不是用大典本做校对的底本。他们施展一连串传统的“想当然”的本领,只要能满足他们的自圆其说,《水经》本文与注之间可以随便换位,可以随意增添内容,可以随意删减内容。这些措施,还是在一套已经纯熟的引经据典的手法下进行的。但由于其代表皇帝的权威性,在不容质疑的前提下,这部乱编出来的《水经注》四库全书本,居然在中国文化史中风光百余年,至今似乎依然。

作为一部实证性很强的《水经》与《水经注》,面对这个版本,有没有中国学人试图从中国大地上实地考察其准确性呢?笔者所知有限,恐怕是没有。传统中国文人没有行为实证一说已经很久了。他们剩下来的只是从文字到文字的“考察”、“训诂”。殊不知,纪先生他们所玩的文字把戏已经登峰造极,以训诂对“训诂”,从训诂来,到训诂去,不管赞成派或怀疑派,结果是谁也没有钻出来。

怀疑的学者声音也时有,但直到20世纪初期,杨守敬先生做完《水经注疏》,也没有搞清楚其底本问题。 王国维先生,在1922年从归安蒋氏传书堂假得大典本《水经注》半部,拿来与四库本对校,然后发表文章,直接批评戴东原“不独原诬大典本”,“且有私改大典假托底本之迹”,“窃书之案,几成定谳”。(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这是一种真正学者的态度与原则,并且据学者的良知而直言。

既然提出底本问题,关键就看能否找到大典本了。《永乐大典》散失混乱,这《水经注》大典本15卷8册早已经不在一个藏书楼中。(纪先生动用国家的力量也没有找到)偏偏近代中国出版界元老张元济先生有心,按照当时中国新史学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不单找到分落两处的大典本,并且全文影印出版。时间应该在1935年前后,他自己写的跋文中说,大典本《水经注》“分装八册,全书俱存,一无欠阙。前八卷今存于涵芬楼,后七卷为高阳李氏所得。余尝通假,并印入《续古逸丛书》”。“今见是本,祗有经注字分大小,并无所谓‘注中之注’。馆臣亲睹是书,且定为出自宋椠善本,自可直捷指明,据此以正赵(一清)之讹,何必隐约其词,使后之人纷纭聚讼,读者亦莫之适从,殊不可解。”“今何幸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是书之幸也。亦读者之幸也。”(《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P521)张前辈给后人做出一个实际的榜样,但是依然没有压住相关的辩论。这也许恰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特色,就是“真理并不一定越辩越明”,而是纠缠在人际冲突中。如胡适先生就是另外一种代表。他一生钟爱《水经注》,但却一直为戴东原做免费的辩护士,一直到他的晚年。1952年在台湾大学演讲时,他才部分确定说:《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戴东原也没有看到。”

即使到了今天,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杨守敬著《水经注疏》,还是重申抱残守缺的重要性,也才引发田奕女史等人在2005年开始探求此问题,其动因还是钱锺书先生早些年的指示。她们在基本全部浏览相关史书之后,选择底本问题为突破口。她们无疑是在继承王国维、张元济等大师们的事业,但是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呢?必须说明的是,她们与前辈不同之处,除了创新精神,还在于她们拥有了自己创建的扫叶公司的古典数字文献馆。人依靠电脑,电脑又听从有智慧的人的指挥,她们很轻松地将大典本和目前通行本(1999年江苏新印本)在电脑中字字对应比较,于是清晰准确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笔画的结果就摆在面前,结论丝毫不用添油加醋,最终也就有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出版。

显然,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有训诂学训练的头脑,把二百年来的《水经注》原本之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上了。原则还是老话一句:拿证据来。

年轻人们用电脑校雠的部分结果

田奕等人校雠的部分结果,先用一个表格说明(见表一):

   表一

真是触目惊心!仅说《水经》本文被通行本认刻到《水经注》中的就有513条,5775个字,几乎占《水经》原文的一半。如果我们把通行本不符合大典底本的差错全部加到一起,就是有772条,8806字,也是惊人的数目。要知道,古人惜字如金,改一个字,就很可能将其内容改得天差地远。现在通行本改动近9千字,这书还能让人信服吗?

再换一个电脑统计出来的一卷书中情况(见表二):

     表二

这两个统计,相辅相成,说明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古籍的重印工作,如果底本选择有不当,还是会重复古人早已经犯过的错误。而解决的关键,除了有知识的头脑,还要有经得起验证的电脑数字文献馆。

通行本《水经注》内容差错的缘由有三方面:

⑴把经文改到注中,把注改到经文中,增多内容,脱减内容,全是校雠者与领导者的主观判断。古代官修类书,其编纂体例带有皇权色彩,也由于旱涝保收的大锅饭制度,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在清代更有文字狱的惨烈背景,令校雠者为难多多。他们只对皇帝负责,拿到政绩就行。他们不需要对读者、对历史负责。至于脱离封建社会的后人编校者就不同了,他们有责任。

⑵通行本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经文和注文增补190处,计1716字。增补主要在注文,不说明增补原因,更没有说明论证。增补的主要方法是抄引经典。这些增补内容,在大典底本中是没有的。那么,他们有什么权力?有什么根据在原书上自行增补?这也是训诂学的一个原则问题。他们自己要写一部新《水经注》,谁也不反对,但要把他们自己的东西说成是桑钦撰的、郦道元注的,可就违背了历史原则,越俎代庖了。

⑶古历史地理通过文字描述,这已经与实际地貌变迁难以相符了。更让读者难受的是通行本中除了增补文字,还有大量随意性很强的删改文字。特别是后来各注释家的见解,全都加进去,或说改进去,几乎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谁是谁非,没有原本标尺。注释的本意应该是给读者一个准确信息,或至少是参考信息,但这书里却变成考验难为读者的信息。由于各个例证太多太复杂,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一部电脑,在有智慧的年轻人的实践中,做成一个准确的古典数字文献馆,便能够很轻松地把二百年来争吵不休的《水经注》问题准确到每一个字地分析出全新的结论,让人可查,更可放心地使用。这也就给现代训诂学提供一个榜样。正如田奕女史在书中序所介绍的钱锺书先生的总结,以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偏见,褊窄的正统观点,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官样文章’的草率敷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而现在是“因为有一条新路正在电脑前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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