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叫“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台湾，叫“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旗杆上，分别挂着两面不同的旗帜，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幸的是，那里却聚集着一群同一肤色，同一血统，同一语言，继承同一文化的子孙，他们为弘扬同一祖宗的文化遗产而默默奉献，成年累月，契而不舍，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们不像政治家那样炫耀，不像科学家那样受人崇敬，更不像歌星那样被人追捧……抛开历年来的政治偏见不说，他们取得的每一分成果，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他们的劳动应该受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尊敬和认同。
在两个博物馆里，搜藏着浩如烟海的瑰宝，青铜器、漆器、瓷器、玉雕……光书画一项，就足以傲视世界，唯我独尊了。遗憾的是，在书画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十年来，能鉴定书画的权威却逐渐凋零，大陆的书画界走了张葱玉、吴湖帆、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台湾的书画界走了张大千、溥儒、黄君璧、陈丹诚……
寻觅两岸寥落的书画鉴定文坛，这一代人中硕果仅存的，唯有台湾的张光宾先生了。
一文定鼎，疑云顿释
我第一次听到张光宾先生的大名，是在悉尼和一位台湾朋友聊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开始的。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黄公望的长卷，黄公望在七十九岁开始，花了七年时间为无用师所绘，长卷以富春江为背景，作者用墨淡雅，画面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相映，是黄公望的代表作，更被称为“画中的兰亭”。此卷传到明代，曾被沈周收藏，不久被人骗走。沈周极为惋惜，为思念此画，几欲病倒，后来凭籍记忆，默画了一遍，二画对照几可乱真。
明朝末年收藏家吴洪裕从其父吴之矩手中继承此画，因爱之过切，吴在临死前执意要将此画“火殉”（焚烧殉葬），所幸被他的侄子吴静庵从火中抢出，但已受火灼，经重新装裱，成一大一小两截。前段称“剩山图”，现存浙江省博物馆；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富春山居图》太过盛名，自诞生后，赝品丛生，竟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据“无用师卷”为母本临摹的，作伪者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以及邹之麟等人的题跋。
传到乾隆皇帝手中，他将“子明卷”视为珍宝，时常取出赏玩，并屡次题跋。乾隆十一年，真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出现在乾隆皇帝面前。乾隆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将错就错，指令大臣梁诗正、沈德潜等，将“子明卷”定为赝品，由梁诗正将贬语于作为题跋，编入《石渠宝笈》。笔者和启功先生在一次闲聊中提及该事，他不无幽默地说：“……何止官场，书画也有冤案呐。”
“子明卷”伪本一案，在嘉庆二十年，胡敬等在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已作定论，但是在真假二画上的真伪题跋和流传，还有许多疑云，为后世争论不休，因为“无用师卷”和“子明卷”一真一伪两个本子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在台湾的书画界，掀起一场学术波澜，在为时一年多的争论中，张光宾先生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了《无用师与黄公望富川山居图卷》一文，此文将两个卷子中题跋的人物，背景一一钩沉，条理分明，致使一场互不相让的争论，嘎然而止，尘埃落定。
光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在《无用师与黄公望富川山居图卷》一文的结尾，作了各家膺服的总结，现容笔者抄录，供诸君解味：“《富川山居图无用卷》，经过最近一年的再讨论，从文字资料的考覈方面，得到一些收获，。譬如：原始求画人”无用师”，自清初沈灏、周之麟后咸认为是“禅师”，现在大家都认为是一位姓郑的道士。固然有待进一步资料来印证。方向也许不会错的；其次董其昌跋中所说的事迹，“奉命三湘”的时间，取道“泾里”的途程，都在彼此讨论中，获得具体的结论；画上题跋的事迹，尤其“火殉”传奇中的相关人事，差得更为清楚，；还有收传印记，除“江长庚”一印待查外，都有归属。使这件六二六年前的伟大创作，给一位好事的皇帝，无端加以“怀疑”后，所造成的种种纷扰，应该大体上算是澄清了。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的旁证，而真实的作品所表现的“笔墨”、“气韵”和个人风格才是重要的主体。旁证既明，主体更彰。今“真”、“伪”具陈，大家亲往一观，自然明服……”
为写此文，笔者花了不少时间拜读先生的大作《读书说话——台北故宫行走二十年》，读罢不由掩卷长叹，为先生的博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折服。并届时写E文给各位学友，赶快去台湾去找此书，先睹为快。
一团和气几近顽童
二零零九年，我去台北。
在大陆，我跟随谢稚柳先生多年，采访过启功、杨仁恺先生等诸多书画界前辈，可惜星转斗移，这些大德硕彦都逐年凋零了。
既然来到台湾，欣闻这里还有一位书画界的遗珠，我岂可登宝山而不入。
接待我的罗旭彰先生是位裱画高手，用他的话说，他和台湾的书画界前辈都有缘分。
我和罗先生的交谈，先是从张光宾先生的大作《读书说话——台北故宫行走二十年》说起的——
我问他：“熟悉光老否？”
不料他诡秘一笑说：“光老是台北故宫行走，我是光老家中行走……”
我说：“光老年纪大了，事情多，我不敢打扰，请你帮我约他，我只占用他一刻钟时间，采访几句有关张大千的事，照个相就完事。”
罗先生听我交待完，就抡起电话，说明拜访目的。电话那头传来很乐意的声音，约定我们明天上午就去他家。
张光宾先生的家，在台北市区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上，这是一座在常见的五层楼民居，不惹人眼。
走上楼梯，看见光老家的门已经虚掩着，显然主人是有备而开的。跨进门，在我们一片问好声中，一位身材颀长，穿黑色长衫的老人，缓缓放下手中的笔，从一张陈旧的藤椅上慢慢站起。他满脸笑容，扶着画案过来和我握手。
坐定后，罗先生就说明来意：一，王先生是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他久仰光老学识，这次来台祈求拜见；二，光老是四川人，和大千先生系同乡，又在台北故宫工作二十年，任过书画处处长，应该和大千先生相当熟悉，顺便了解些大千先生的轶事。
听罗先生说完，我呈上《张大千演义》大陆篇和海外篇两本拙作，说：“这两本是我写张大千的书，大陆篇写他在大陆的生活，海外篇写他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后在印度、日本、巴西、美国的漂泊生活，眼下准备写第三本，写他一九七三年回台湾后到终老，暂名“归根篇”，请您老指正。”
他接过书，连连说：“我一定拜读，一定拜读。”一口浓厚的四川口音，只是吐词有些迟缓。
他放好书，没等我开口，就说：“大千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对画坛的贡献很大，尤其是晚年的大泼彩，正如苏东坡所云，指上天一路，新天下人耳目。”
“您见过大千吗？”我单刀直入问。
“见过，摩耶精舍落成那年，他请了我们几位四川老乡到家中吃饭，很客气。”他淡淡地回答。
“见过几次？”我追问。
“就一次。”他伸出一个指头回答，“他很客气，送我出门时，说大家难得是同乡，又是同行，以后有空多来走走。”
“你以后经常去吗”我继续追问。
“我知道他很忙，不敢去惊扰，所以一直没有去找他。”他说话时一脸淡然，露出顽童般的笑容。
我肃然起敬，因为摩耶精舍落成那年，张大千在台湾的名气如日中天，各界名流，趋之若鹜，以求一纸为荣，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国民党退役将军，当年他为了巴结张大千，几次请他的学生孙云生吃饭，要求代为斡旋。结果还是没有见成，他和我聊起此事时，脸上还露出不无遗憾的神情。没想到光老和张大千同行，又有这么近的乡谊关系，竟然如此淡泊，这样不重世故的高人，在当今世界，殊为罕见。
我们先从四川籍的老画家聊起，他先提到黄纯尧，说黄是成都人，与他同乡，在南京师范大学退休后回到成都养老，十几年前他回成都见了面，两人盘桓数日，回忆往事，相谈甚欢。
我也跟他聊起我和黄纯尧谈话时的一个小插曲：“我和黄老聊天时，黄老说评论一幅画的好坏，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反问，那元四家和明四家的作品，政治标准在哪里？”
光老听罢，笑了，说：“听说大陆的画家，都要学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
接着他又谈起杨仁恺，他说，他俩是同庚同乡，前些年通过信很多信。我说，去年杨先生走了。
“走了？”光老摇摇头，“不可能，前不久他还来过信。”语气很自信。
为怕引起老人的伤感，我故意用歉意的语气说：“哦，我可能记错了。”
光老说：“以前我和他常在傅抱石老师家里碰面。”
张光宾，一九四五年自国立艺专国画科毕业，期间曾受业于黄君璧、傅抱石、潘天寿、丰子恺、李可染等名家，特别在傅抱石的门下朝夕受教，获益良多。
谈起傅抱石，我说前些年上海博物馆展出了一场《傅抱石金刚坡作品展览》，其中有不少丈二匹的恢宏巨作。
他听我说着，脸上露出疑云。“后来傅夫人和傅二石出来声明，那些东西全是赝品，结果画展不了了之，闹了一场笑话。”我继续说。
光老笑道：“傅先生在金刚坡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画案也不大，没有条件画大作品。”
说到恩师傅抱石，光老的话盒子打开了，他说：“老师对我最受用的一句话是：若想画画，最好另外找一份谋生的工作，否则一旦当了画家，只能听从买画人的摆布，所以我一直保持有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画画是一辈子的志业，不是事业。”
罗先生在一旁插话道：“所以光老您可以不要取悦买主，发挥自己的个性，搞点、点、点……”在座的人都笑了，光老也笑了，他笑得一脸稚气，几近顽童。
一意孤行点皴不息
说到点点点，光老指着对面墙上，一幅刚完成的山水大画道：“这是我的焦墨点皴法，笨拙得很，请提提意见。”
我转身观看，这是一张六尺宣纸的山水画,从边缘看,应该是一堂条屏中的一幅。
光老说：“我准备画六张一堂，把我家乡的大山画出来。我出生在四川的大山里，小时候开门见山，山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老了，时常回忆孩提时代的情景，所以我要把它画出来。”
画面上的大山气势宏伟，错落有致，绵绵重叠，望无止境，其间村落农舍，隐约可见，瀑布溪流，回肠荡气，山间小路，蜿蜒曲折，山体的皴法，一反古人的传统——全用黄豆大的焦墨皴点，密密麻麻。初看似笨拙枯燥，再看似古朴厚重，慢慢品味，则令拙中见巧，拙中见秀，拙中见灵，拙中见神……岂是一个“拙”字了得。
“光老您九十五岁的高龄，有这么好的精气神，了不起啊。”我凝视画面，伸出大拇指恭维道。
“不行，不行。”老人摇手道，“我长而无述，现在已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年龄了，我是偷着日子过，睁一天眼睛干一天活。”
起初，他的焦墨点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觉得这点出来的画，干枯乏味，形同版画，没有晕染，圆润不足，缺少山泽之美……可是光老痴迷执着，几十年来一意孤行，一管在握，点、点、点、点、点、点，就凭着这股僵劲，点出了一片江山，点出了一片天地。聊天时，我偷空看了下手表，不觉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啊，远远超过了我一刻钟的保证，我提出告辞。
光老招招手示意我坐下道：“已经好久没有朋友来跟我谈得那么投入了，你再坐一会，我今天有时间，不碍事。”
我有点为难，因为怕老人家过度兴奋，他毕竟是九十五岁高龄了。
罗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神情，说：“好久没有见光老那么高兴了，你就再陪他聊一会吧。”
只要他老人家不累，我巴不得再和他聊一会，我平生最爱和老人交朋友，可以从他们的谈吐中学到许多知识。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我敷衍着，又坐了下来，心想已经到了吃饭时间，请他老人家出去吃餐饭。
我把意思刚说出口，光老说：“别客气，你再坐一会，我不请您吃饭，你也不用请我。”
我看他堆满纸张的书房和书橱背后空荡荡的厨房，不由发问：“光老，你不去外面吃，那中饭怎么办？”
“唉，老啦，吃不下许多，早上儿子媳妇上班前，给我熬一锅粥当午饭，晚上全家在一起吃完饭，哈哈，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罗先生在一旁说：“光老生活简朴，安之若素，不善于交际，笔润都捐给慈善机构，上次我看别人送来二十万稿费，支票放在台上，光老看也没看，送钱人前脚走，后脚他就拎起电话，叫慈善机构的人来把支票取走。”
老人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从书橱里拿出一本台湾蕙风堂出版的《隶书白湛渊西湖赋》的精装本送我道：“这是我写的隶书，是最近出版的。”
我站起来，接过书，见上面的字体圆润遒劲，笔笔藏锋，字字饱满。不由赞道：“光老，你写的不光是隶书，还包含魏碑等多种字体呢。”
光老笑了：“嘿嘿，你是懂字的。”
罗先生在一旁插嘴道：“光老为王云五先生写的的碑文，就是这种字体。”
“哦——”我肃然起敬道，“王云五先生的碑文是您写的？”
“嘿嘿……文章不是我撰的，我只是写字。”光老微笑着，没有多话。
“王云五先生是我们出版界的老前辈，文革后期我们出版社的资料室，还藏有他编的全套《万有文库》，当时属禁书，不准外借，我用公关手段，私下从资料室的朋友那里借出来阅读。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媒体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至多只提张元济，王云五的名字是禁提的，现在大陆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知道王云五的不多。”
“他真了不起，自学成才，胡适还是他的学生呢，四角号码查询是他发明的。可惜他这种文人，不应该出山当官，民国三十六年在翁文灏内阁当经济部长，发行金圆券失败，结果声名狼藉。这是他当官的教训。”说完他从纸堆理取纸。
罗先生上前问：“光老，您要写字吗？”
老人铺开纸说：“王先生送我书，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写条字送他。”说罢提起一支大笔，回头问我，“王先生，您喜欢我写什么？”
“哦，不敢当。”我没想到老人这么有诚意，随口说：“您写什么都好，随意吧。”
听我说完，他就挥笔在纸上涂抹起来，那笔杆，一会儿像凤摆尾，一会儿似龙摇头，左倒右晃，恣意挥洒，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正好把整张纸的空白填满，疏密得当，无暇可揭。我不由暗暗赞叹，好功力！他写的是草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下款落为：“九五老贼张光宾。”
写完，他又仔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我眼睛看不清晰，是用心写的，写得不好，请原谅。”
在我们的恭维声中，他用印章沾染印泥，嘴里反复孔子的那句：“老而不死是为贼……”
罗先生在一旁凑趣说：“光老您是老贼，那我们都是小贼了。”
老人反应很快，停住按下的印章，抬头问：“什么意思？”
罗先生说：“我们去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偷桃子送给您。”
“哈哈——”老人开怀大笑了。
我说：“光老，我把纪晓岚给王翰林母亲祝寿的打趣诗偷来，改一下送给您好吗？”
“好啊。”老人放下笔，点头道。
“这个老头不是人，九天书圣下凡尘，徒儿个个都是贼，偷来蟠桃献师尊。”
大家又笑了。
书房里一片笑声，像幼儿园做游戏时的喧闹。
告别了光老，回到罗先生的住所，我打开电脑，查阅了杨仁恺的忌日，对罗先生说：“杨仁恺先生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就过世了，我早就听说他得了血癌。”
罗先生听我说罢，没有搭理,上楼去，不一会，下来告诉我，刚才正好光老来电，他顺便将杨老过世的消息告诉他了。
“哎呀，”我着急道，我忘了告诉你，我刚才就是怕光老知道会兔死狐悲，所以故意说记错了……”我不无责怪道。
“咦，这倒是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罗先生摸着脑袋喃喃自语。
一丝不苟，严谨治学
二零一零年初冬，我又去台湾，依旧住在罗先生的家里。
喝茶时，我发现他客厅的墙上悬着“无挂碍”三个笔力遒劲，墨色浓艳的大字，是光老的墨迹。
我刚要发问，罗先生说：“前不久我过马路，一个鲁莽的小伙子驾驶摩托车把我撞倒，致使手腕尺骨骨折，吃足苦头。我把此事告诉光老，几欲掉泪，光老随手给我写个三字，还给我解释了一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使我心态平静了许多。”
“是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光老学识渊博，这三个字用的恰当至极，耐人寻味。”我赞叹道。
罗先生告诉我，光老前不久得了一个“文艺奖”。他取出了一盘DVD放给我看，片子中由他多年的老友台东大学驻校艺术家姜一函先生的介绍，说光老在故宫工作二十年，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书画研究上，退休后依然乐此不疲，不是上图书馆就是在研究室，这是他生命的全部……其中还有他的学生提到他的人品，以及颁奖的全过程，尤其在颁奖大会上，当一颗金质大勋章戴上他脖子的时候，老人家竟然旁若无事，受宠不惊，显示出一种对荣誉淡泊和宁静。
此刻，我只有用佛家的“圆通”二字来惊呼。
看完录像，我提出再次去拜访光老。
罗先生打开免提，立即和他通话，我从电话里听到那头他略带迟缓的四川口音：“好啊，欢迎你们马上就过来。”语气很高兴。
罗先生对我说：“光老得奖后的名声更大了，好几位朋友都想去拜访他，能不能趁此机会约他们一起去，同时可以听你俩有趣的交谈。”
“当然，客随主便，只要光老欢迎，我哪能有意见。”我答道。
“你没意见就好，光老那里我可以作主。”罗先生打包票。
这次我们去访问光老一共是四人，还有两位朋友，一位姓彭，一位姓汤，都是书画爱好者，汤先生还是位摄影高手，当然今天录像的由他负责了。
我们跨进光老书房的时候，他正在写字。看见我们进来，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毛笔，起身迎接。我上前拉住他的手。
他第一句话就说：“好久不见，你的两本书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
“哪里，还请前辈多批评。”我嗫嚅道。
这次谈话，是从我书本的简体字说起的。他说简体字除了书写时形体不美之外，个别字的传承意思也有问题，他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繁体字的“塵”和简体字的“尘”，指着说：“许多人认为这个字简得好，其实不然，简体字的‘尘’，咋一看，意思很好，小土为尘，其实不然，繁体字的‘塵’，很明显是指鹿奔跑时扬起的悬浮物，它的颗粒应该比小土更细，呈雾状的，决非小土……至于“愛”——岂可无“心”；“亲”——怎能不见，那是被大家常提及的事。”
我正要答话，老人家又用笔在纸上写了个“素”字说：“‘素’字，古人用它表示颜色，为‘白色’——不艳丽、‘淡雅’、‘洁净’，古人把‘素服’、‘素缟’作为白色孝服；‘尺素’是指写在白绢上的信。人们常用‘素雅’作形容字，你看这是一个多美丽的字。”说着，他又将‘素’字上半边的三横一竖，写成篆书“花”字的上半部（和‘华’的上半部相同）说：“这上半部分明是个‘花’字演化来的，下半部的‘系’，是用带子扎起来送给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中国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使用，都有特定深厚的涵意，决不可随意更变。”
说到国立医专，少不了说到校长潘天寿先生，当时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北京艺专迁往重庆，合并成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战时，物资和师资都非常匮乏，后来教育部任命潘天寿当校长，据说是陈立夫推荐的，因为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是潘天寿在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开始潘天寿力辞不就，为此陈立夫又让孙禄卿来函劝荐，潘觉得人情难却，才答应下来。不料，这一事成了潘天寿的一大罪状，文革时遭受整肃，直至自杀。
议论到潘天寿自杀时，他问：“潘先生是哪一年过世的？”
“文革死人最多的那一年，一九七一年。”
他脸上闪过的一丝痉挛，没有说话。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体察很深，但他已经把这份情愫融化进他的书画里，变成了无数个点、点、点、点、点、点……
我想起录像中他几十年的老友，台东大学姜一函先生的话：“他在故宫的二十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在书画研究上。光老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所以人缘极好。”
他的学生陈明贵也说：“老师像老顽童一样，从来没有见他生气过一天，他的口头禅是“不要太在意，吃亏就是便宜”。
光老的书画造诣和他的道德、养生修养是分不开的，我想起他录像片中的几句话：“书画为终身事业，唯须尽其自我，力争上乘，游心恬淡，顺乎自然。”不由问：“这几句话既是你的治学心得，也是你的养生心得吧？”
“我的治学心得是五个字——“抛开，埋下头；我的养生心得是六个字——静下来，放轻松。”
“哈哈——”我笑道，“光老，今天我们来您这里是取到真经了。”
大家都笑了。
老人笑得更欢，一脸童贞。
后记
在结束本文时，我要说明。
我原本以“台湾书坛耆宿张光宾”作为本文篇名，可是反复推敲，总觉得逻辑有些别扭。张光宾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是同一个祖宗留给两岸同胞的共同遗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长期来，两岸精英穷经皓首，默默耕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两岸炎黄子孙同等的尊重和颂赞。
台湾书坛的成绩，也是大陆中国人的光荣，反之亦然，没有狭隘的区分。
因此我在修改本稿时，轻轻地按动键钮，删去了标题上的“台湾”二字。
点击与作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