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万水千山》
13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934～1935年40～41岁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进驻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
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为了个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毛一进贵州就积极行动要夺权。他早就在进行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第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
这两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不甘心比他们年轻的博古跨越他们成了党的领袖，把他们时时排斥在决策之外。张闻天后来说博古“排挤我”，“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跟博古的两位嫉妒的同事在担架上谋画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有一次碰头是在一处橘林里，绿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担架夫停下来歇气，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呢，他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为丧失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而非常苦恼，曾屡屡举起手枪对著自己，好像在考虑自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争来争去，毛等三人把责任都推在博古与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里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国人，被撤了军权。尽管毛的“三人集团”提议要毛接管，大多数人没有响应，要周恩来继续作“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戴毛，还可从另一事实上看出：毛后来虽然屡提遵义会议，叫除了他的两个同谋者外，点不出几个支持他的人名来。）
不过，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进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
毛当上了书记处书记，这使他只需对付几个人就能决定大局。“长征”途上的四名书记中，张闻天是同谋，陈云是一个躲开权力斗争的人，又常常在基层处理行军中的具体问题。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义会议要写一个“决议”，一般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这次张闻天获权起草。这个决议将要传达给全党，还要送交莫斯，对周恩来再重要不过。张闻天初拟的决议上，标题就点了周恩来的名，说丧失中央苏区他是祸首之一：“博古、周恩来、华夫(即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划掉了，决议中对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级。
正如李德冷冷地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这样一来，毛在书记处中占了多数。遵义会议一结束，参加者分别回他们的队伍，毛立刻左右书记处作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头衔，军事辞典里大概难以找到。毛就这么把一只脚插进了军事领导中。
新的书记处接着把王稼祥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三星期后，二月五日，在位于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号人物。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毛跟张闻天结伙先去找周恩来，谈好了再去把这个“多数人决定”通知博古。博古后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不得已才让位。
由于张闻天当第一把手不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是几个人搞的“政变”，因此密谋者们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打了一场胜仗，有了定心丸，才宣布了这个更换。从此毛泽东当上了那个虽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朝四川行进。四川就在遵义北边，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红军北上打通苏联的必经之路。*二十二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要张前来配合策应。
（*美国驻云南的副领事当时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地更严重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管怎么样闯进四川了。到时候，那个人们知道的打通苏俄的计划就要实现了，那时再谈摧毁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了。”前苏联军事顾问斯兰恩制定了几套朝四川方向运军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飞机大炮”，“和足以装备五千人的武器”。苏联武官雷邦也为运输途径提出秘密建议。莫斯科派中共前负责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国边界的秘密苏军情报点，着手恢复跟中共的电台联系。）
但对毛来说，四川不能进--进了迟早要跟张国焘会师。这时，张闻天尚未当上第一把手，一旦会了师，张闻天任一把手将毫无希望，毛也就当不了幕后操纵人。
张国焘的资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开“一大”他就是会议主席，那时毛泽东还不起眼，张闻天连党也没入(他一九二五年入党)。不像毛，张国焘是按共产党程序选出，莫斯科钦定的书记处书记。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住了好些年，还见过斯大林。他一九三一年一月从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去中央苏区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个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万人口、四万五千红军的大型根据地。蒋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赶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内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拉起一支八万人的大军。*
（*张国焘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北在一帮格外贪婪的军阀统治下。县城里也有“打精巴子”的老百姓；穷得赤身裸体，缩成一团在路上走。红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底从川北入川时，据徐向前所，蒋介石中央军也想趁机跟着入川，但四川军阀“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给中央军“吃了闭门羹”。）
凭实力，凭资历，凭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张国焘不会当毛的傀儡。像毛一样，他也会为了权杀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据地里，他也屠杀当地领导人，也亲自主持过刑讯。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说：张国焘“借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场，毛泽东难以出头。要是他跟张国焘争权夺利，说不定自己会丧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团时的同伙刘士奇，就是张国焘杀的。迄今为止，毛对付的党的领导人都为党杀人而不为个人权力杀人。无论毛如何跟博古、周恩来捣乱，他们也不会碰他。但对张国焘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毛一定得回避跟张国焘会师。
但毛无法反对进四川，他只能跟着走。到了四川边境，他开始耍花招。他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一支尾随的敌军。这支敌军是四川军队，有能征善战的名声。毛的用意是红军如果打败，那么他就可以以川军太厉害的借口把红军留在贵州。
这场埋伏战毫无道理。敌军并没有挡在红军前面，而且根本没有骚扰红军。遵义会议制定的向四川前进的计划中，曾特别说：“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勿为敌人所抑留”。但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顺从了毛。
一月二十八日，毛下令在一个叫土城的地方设伏。结果如毛所料，敌军名不虚传，反守为攻，把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根据毛的部署，红军还被摆在背水作战的地位上，背靠一条被窄窄的峡谷挤得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毛站在远处的山顶上，观看他的队伍的惨败，一天后才下令退兵。天下著雨，山路滑，退兵争先恐后往前赶，伤员和妇女被推到后面。敌人紧追过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背包被一把拽住，她甩手扔掉了背包，才得以跑脱。“长征”中这是唯一一次非战斗部队成员离敌人如此近。
四千红军死亡或受重伤：整个中央红军的十分之一。土城之战是“长征”中最大的败仗，一天之中损失的人数比渡湘江时的伤亡还多。后来中共说，遵义会议后毛挽救了红军，事实恰恰相反。
赤水河上红军搭起浮桥向西退去，重武器和X光机等医疗器械都扔掉了。朱德手提驳壳枪，亲自掩护撤退。他平常安详从容，现在也忍不住恼火发脾气。疲惫不堪的官兵们背着拉着他们的同志，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下大雪了，雪埋住了密密的森林和深深的峡谷。严寒、饥饿、筋疲力尽、伤员的痛苦呻吟，使幸存者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这场败仗为毛不进四川提供了根据。就在这时，毛与张闻天夺了博古的权。两天后的二月七日，入川计划宣告作废。但这时红军已经在四川境内了，因为赤水河以西就是川南。军事指挥官都赞成继续北进，与张国焘会合。毛的老搭档林彪也和别人一样不满毛挑起土城之战。当毛到林彪的部队去争取林的支持时，林把一肚子的火都挂在睑上。但是，依然是毛说了算。
红军于是再渡赤水河返回贵州。成千伤员被留在河西边的深山老林里，无衣无食无药，几个月内大多数都难逃一死。*
（*“长征”中一般是把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留给他们一点钱。他们的命运靠的是运气。张国焘的部队留下了一些受伤生病的女兵。在红色统治下受过罪的当地人有的在她们身上泄愤，用割乳房、把木棍打进阴道等种种酷刑折磨她们。为了生存，有的女兵嫁给了当地相对富有的人，但中共掌权以后，她们被划为“地主”，一生挨斗受歧视。一九八五年，党史学者找到她们时，看见这些六、七十岁的人在严寒的十一月连鞋部舍不得穿。
二十七日，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要的是红军去四川，不要红军在贵州立足。他派了两个师前来攻城，又派飞机轰炸。红军打退了进攻者，稳住了阵脚。毛大喜过望，因为这两师是强敌中央军，如果红军能抵御他们，就能在贵州站住脚。兴高采烈的毛赋词抒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了这场胜仗垫底，毛和张闻天才向中央红军，以及向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宣布：张闻天现在是头号人物，毛是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紧接着任命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一个专门为毛设立的位子。自宁都会议以来，毛第一次有了军事职务。
但毛的“胜仗”代价惨重。彭德怀心情沉重地报告说，三军团“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另一位“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的军官黄克诚央求说：“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
可是毛为了在贵州待下去，仍要再打现已控制了贵州的中央军。三月五日，他下令“消灭”中央军的两个师。这一命令在野战指挥员中引起强烈抗议。林彪在十日打“万急”电报反对打这个强敌。
那天凌晨，张闻天召开了包括林彪、彭德怀等野战指挥员在内的二十来人的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在会议上完全孤立，甚至张闻天也不支持他。毛争著争著脱口而出，威胁辞职：以“去就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众人抓住这句话，马上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被撤了职，前敌总指挥大家选彭德怀替代。
毛自知失言，立刻行动要夺回军权。当天晚上，他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周还是“最高军事首长”。毛要周第二天早上再开一次会，这一次的关键是，野战指挥员都无法参加，他们已回各自的部队去了。
毛向周建议干脆取消的敌总指挥，代之以一个新的“三人团”，由毛、周、王稼祥组成。周接受了。毛是一举数得：既不伤彭德怀的面子，又安抚了因未获实权而牢骚满腹的王稼祥，还使自己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第二天开会，一切按毛的意思办。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被取消了，不打中央军的决定也被推翻，大多数人的决定就这样被几个人串通著一笔勾销。
“三人团”决定在名酒“茅台”的家乡附近的鲁班场进攻中央军。彭德怀请求道：“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中央军）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但“三人团”坚持说：“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当红军遵命向中央军的坚固阵地进攻时，国民党以机关枪迎候，红军大败，伤亡一千多。受到重创的队伍又拥挤渡过赤水河，被逼回川南。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害怕和张国焘会师的毛硬是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再渡赤水，强回贵州。这个决定是如此不通情理，如此不得人心，一道不寻常的命令以“党中央总政治部”的双重名义下达给了几个高级指挥员：“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传达，以保秘密。”
两个月了，红军四渡赤水，绕来绕去。李德纳闷地记道：红军在“兜圈子，越兜越小，有的地方经过了两三次”，“疲惫不堪、毫无结果地乱绕”。眼看着红军给自己徒添惨重伤亡，他以为这一切是“古怪、不理智”。不仅中央红军无端受罪，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已离开根据地前来策应，何去何从，悬而不定。为了个人权力而不顾红军死活的毛，后来把“四渡赤水”叫作他的“得意之笔”。
蒋介石跟李德一样，也完全不明白“红军徘徊于此绝地”是在搞什么名堂。他以为红军肯定会进四川，中央军可以就势跟进，已在三月二日飞往四川最大的城市重庆，实行统一四川的大业去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但军阀们暗暗抵制，蒋无法制住他们，中央军不在手边。
蒋努力要把毛赶进四川，他飞返贵阳，派飞机轰炸红军，使红军不能在贵州立足。同时，蒋公开地将把守在四川边境的部队调开，等于告诉毛：那里没设兵，赶紧去四川！但毛带著红军朝相反的方向--南方--跑去。蒋搞不懂红军在干什么，一度猜想他们是不是想打贵阳。但红军没在贵阳停留，急急地从贵阳旁边南下走了。
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红军每天急行军四、五十公里，走得死去活来。过来人描述道：“部队越来越筋疲力尽了。飞机在天上飞过的时候，我们简单地往路边一滚，也顾不上像从前那样看看有没有东西作掩体。在村子里睡觉时，要是炸弹落下来，我醒都不会醒，要是落在我身边，我翻个身就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虽然年初有几千人参军，*红军人数还是少多了。”
（*贵州的老百姓非常贫穷，红军得以招收数千士兵。）
在这段急行军中，红军不得不丢弃剩下的医疗器械，医院也解散了。伤员从此几乎得不到治疗。除子弹伤、炸弹伤外，大多数人的脚还因为穿草鞋天天疾走，擦伤感染，一着地就疼痛异常。
而红军要是进四川北上，完全不必经历这些灾难--红九军团就是证明。在贵州境内南下过乌江时，九军团的两千人因作后卫被截断在乌江北岸，他们无法继续南下，只好去四川。他们发现，除了一两场小小的遭遇战外，再没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下、在阳关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走，一停下休息就是好几天。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给他的妻子带来痛苦。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她跟毛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像以往两次那样，子珍得把孩子留下。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泽民的妻子把女儿裹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然后抱着孩子，拿着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泽民的妻子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共产党掌权后，子珍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寻找她遗留的孩子，但她从未认真找过这个女儿。她对身边的人伤心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但孩子萦绕在她的内心深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当年的干部休养连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生孩子时毛泽东没有来看子珍，尽管他在同一个镇里。后来行军路上遇上了，子珍告诉他孩子丢下了，毛只点点头说：“你做得对。”
贺子珍对毛的冷漠是难过的。她对朋友说，毛有一句话使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事实上，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还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孩子留在了空屋里睡过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上路了。在涉过一条冰冷的河水时她晕了过去，她的战友们找来一张木桌，轮流抬着她走。安全部门头子邓发的妻子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嘴里骂邓发。邓发被找来，站在一边垂著头。博古夫人说：“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
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三架敌机在一片梯田尽头出现，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脸部看得见。子珍跟战友正在一条小径上歇气，猛然机关枪扫射下来，炸弹跟着落下，一时胳膊腿横飞，鲜血和脑液把土地搅成一滩滩红色的泥浆。
十多块弹片切进子珍的头上、背上，其中一块从背上划开一道大口子，一直划到右胳膊。她浑身浸透了鲜血。医生把伤口表面的弹片夹出，嵌得太深的只好留在里面。虽然用了白药止血，但血还是从不省人事的子珍的伤口里、鼻子里、嘴里淌出来。医生给她打了强心针，说她也许只能活两小时。连队负责人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他们立刻给毛打电话，毛就在隔壁的村子里，他没有来看子珍，据说他“很累”。他只在电话里说不能把她留下，并派来他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抬子珍。直到第三天毛才来看妻子，那时子珍已苏醒过来，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再往下的行军中，子珍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哀求身边的同志给她一枪，让她死去。
两个月的向南，向南，没有一个目的地，红军队伍里人人都在问：我们上哪儿去？上层人物知道计划是进四川同张国焘会合，“长远”的战略方针是北上靠近苏联，但现在的行程却跟计划背道而驰。林彪大声抱怨：“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四月，林彪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立刻北进与张国焘会师。连曾为私利支持毛不进四川的张闻天，也对毛非常生气。李德记道：“有一天，洛甫（即张闻天）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们通常很少打交道，可这一次他对我提起红军的危机，说这是遵义以来毛不计后果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为了红军不致全军覆没，“三人团”应该“让位给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
毛对他的同谋者变卦大为恼怒。有一次，他跟李德同行，提到张闻天的名字时他声音变得尖利。他说张“吓破了胆，在搞阴谋反对他”。但张闻天对毛不构成威胁，他已上了毛的船，要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毛同时尽量拉拢他，他知道张闻天喜欢年轻活泼的姑娘刘英，就提议把她调到张的身边，使他们得以朝夕相处。
四月中旬，红军进入中国西南角的云南省。毛下令停下来。但停下来得对付此地的土著苗族人，他们骁勇善战，“长征”初期已经给红军制造了无数麻烦，根据地是没法建立的。下一步怎么办？毛说还要“向东及向南”。但向东无路，国民党大军正压过来：向南死路一条，那边是法国殖民地越南。
毛的指示激怒了野战指挥员们。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的当天，林彪打电报给中央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彭德怀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毛再也拖不下去了。四月二十八日，他终于下令转道向四川行进。一踏上往北的道路，红军前面便是坦途一片，甚至还不乏有人暗中相助。当天红军就发现路边停著一辆大卡车等待着被“缴获”，车上装著二十份十万分之一的精细地图，外加大量土特产：茶叶、火腿、白药。显然，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云南当局，用这种办法催促红军离开云南，快去四川。红军到达四川边界金沙江时，三个渡口城都敞开大门，毫无抵抗地接纳了红军，还献上食物、金钱。
渡金沙江花了整整七天七夜，船只在无人把守的渡口穿梭来往。蒋介石的军队待在附近不动。飞机在空中盘旋，只是侦察，不找麻烦。过来人的印象是苍蝇多得怕人，“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
红军虽然进了四川，但为了避免与张国焘会师，毛不愿再往前走，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他派红军去围攻离江边不远的会理城。会理城易守难攻，既有护城河环绕，又有十五世纪的坚实城墙。本地军阀拚死命守城，把城墙外的房子一概烧掉，使红军攻城时失去掩护，又杀了几十个怀疑亲共的士兵，以防有人给红军作内线通风报信。蒋介石看看红军停下来了，就又开始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无医无药。毛是不管的，他从来没去看过伤兵。
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将领们忍无可忍。林彪把毛带著红军走的这一大段弯路形象地比做“弓背”，说他们早该走弓弦。为了以中央的名义来压制这片反他的声浪，毛要张闻天召集会议。
会议于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外一问草棚里召开。毛寸土不让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发出阵阵暴怒之声。他用老办法给彭德怀扣帽子，说他“右倾”，说他挑动林彪夺权。林彪待要争辩，毛冲他大吼：“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吼不过毛，只好不作声。彭的弱点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夺权位，哪怕争夺得有道理。他也没法跟毛比赛扣帽子。
最重要的是毛有张闻天当枪使，张不敢不照毛说的办，虽然他于心不安。他后来说他“勉强”地按毛的意思作了结论，用“很厉害”的、“过火的”“机会主义大帽子”打击彭德怀和别的反毛的人。人们只有沉默。跟毛作对非同小可，又怕内讧分裂党和红军。结果毛仍然掌握军权。毛对差点取代他的彭德怀恨之入骨，会一开完就把彭的朋友、跟彭意见相同的黄克诚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黄知道“真正矛头是对著彭德怀的”，只是“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会理的仇，毛记了一辈子。
毛也很聪明地作了让步，收回了打会理的命令，明确同意“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毛躲避这一天躲了将近四个月，损失了三万红军。“长征”，也就长出来两千多公里。
毛仍然害怕与张国焘会师，深知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着手准备这场权斗。首要的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于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毛乐于从命。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印象：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著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坚(HarrisonSalisbury)的《长征》(TheLongMarch)一书封面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大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三百公里了。在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著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着夹雪花的冻雨袭击著没有冬衣御寒的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喝辣椒水来抵抵寒气。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拚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里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
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著一根木棍，走得还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著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跟中共其他领导收到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毛的马是特别挑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他当护士。一星期后，六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等会台。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后，七月四日，蒋介石的连襟、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Bogomolov)。拜访名目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对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毛入川之后，蒋本人马上在五月分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着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长征”前他几乎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而莫斯科只认中共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