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跃进五十三周年。对于这一历史笑柄的记忆，恐怕在今天人们的脑子里主要还是经济上啼笑皆非的闹剧。但是，这样的单一记忆常常会导致我们忽略更深层面的原因：经济上漫山遍野的“卫星”其实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政治高压下被逼放出来的，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实际上是深植于人心的血淋淋的政治恐惧。
“肃反大跃进”的提出和全社会政治恐惧的深化
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一般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但是许多地区在一九五七年年底运动尚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却初露端倪了。北京在新指示中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于是，紧密配合形势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
根据最近发现的秘密文件，山西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在太原正式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会议具体制定的几条措施有：“领导搞『试验田』”，“又好、又快、又省地调查材料”，“将所有有问题的人集中审查”，“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在有关的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再不复查”。在这样的荒诞不经的政策和草菅人命的措施下，灾难性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是冤错假案遍地丛生。然而，“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还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在江苏，省委在几乎所有的基层单位中对一百四十一万人进行了第四批“肃反”，规模是第一、二、三批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南京大学还进行了“肃反补课”。在这一“肃反大跃进”中，据说受到揭发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在全省大抄家中，共搜出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不用说又是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仅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后江苏对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二十二万九千余人，错误比例达到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由此可见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制造的冤案之多、惨状之烈。应当指出的是：山西和江苏两省，在大跃进年代都还不是最极左最狂热的典型。虽然我们手头没有其他省份的“肃反大跃进”的内部档案，但完全可以想象：正是这一“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深化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政治恐惧，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的毫无异议的通畅和升温。
党内省一级被揪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
毛泽东要在数年内实现国力超过英美、个人称霸国际共运的野心，首先要扫除的障碍当然是在党内上层。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早已经对他唯唯诺诺。但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毕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开的，对省一级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同意见者的清洗便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共收集了党内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个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换句话说，一九五八年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打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有三十九个案子近百人为省一级的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其中比较出名的有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故），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有安徽省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等人的反党集团；有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
河南在一九五八年还揪出了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为代表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内便有十多万人挨整，二十万人受株连，一百多人致死。潘复生就是因为“右倾”被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的职。
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可以说隔三差五地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报道。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当然也只能噤若寒蝉了。但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在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拳头下打出来的“高产指标”和“高产卫星”
论及大跃进中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针”，决非产生于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自愿，而是出于层层逼迫、个个自欺的结果。谈到逼迫，这些“卫星”和“指针”首先是拳头打出来的。更有甚者，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都是逼人就范的手段。如河北徐水县是毛泽东亲自搞出来的“共产主义试点”。毛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去视察时，竟然问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的昏话。其后，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县委书记张国忠把五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的一个三个月后就死了。在一九五八年中，徐水县的劳改队里共捕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个不愿意接受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再如，甘肃省的饥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省委书记张仲良为了赶上大跃进的风头，睁着眼睛说瞎话，认定甘肃是“余粮省”，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只要有干部群众不同意他的蛮干，即刻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连续三年的饥荒中近百万人饿死。再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上海奉贤县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地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迫害死了干部群众九百六十人，劳改了二千四百多农民。
大跃进的过程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异议者的过程，在这一血腥的过程中，说假话受到鼓励，讲真话马上被打击。浮夸自然成了十二级台风，群众性的“放卫星”和“高指针”就是这样产生的。
“肃反”肃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头上
一般说来，中共的“肃反”和“反右”还是有政策界限的，他们并不涉及到未成年的中学生。但是在五七年“反右”反过了头，五八年“大跃进”跃上了天的革命狂热之中，中学生也成了“肃反”和“反右”的对象。在大跃进祸害最深，大饥荒持续最长的四川，一九五八年春天便开展了一场以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为目标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着名的极左分子，中南局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直接指示下开展的。由于四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没有放出什么“大跃进”的卫星，他便要创造性地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来邀功请赏。
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决定在省会成都市于一月二十五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生二千九百八十人，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他们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然后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还以动听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的贴心话来教唆三、四类的孩子“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一旦这些孩子们懵里懵懂地讲出了一些他们需要的话，天下风云立变：迎接这些孩子们的是大批的“反动分子”的帽子和大规模的“批斗会”。
这一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据后来统计，全川各地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三千二百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一万名应届毕业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十三岁！这些被迫害的未成年人不仅永久地失去了升学的权利，不少还被逮捕劳教，至少是成为社会上长期的“群众专政”对象。一九七八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于政治上遭受二十余年长期的摧残，他们后来都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
上述简单的史实可以使我们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大跃进背后看到一个血雨腥风的另类“大跃进”：即一个大大深化了全社会政治恐惧的“肃反大跃进”，一个揪出反党集团最多的大跃进，一个用国家机器和暴民暴力制造“高产卫星”的大跃进和一个大规模迫害未成年人的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