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增城近日发生众多外来打工者群体抗议事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激化社会矛盾，必然导致类似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频频发生。
上海《东方早报》星期三报道说，最近，因讨薪农民工被工厂主挑断手脚筋，和怀孕摊贩被城管殴打等事件，广东省潮州古巷镇和广州增城新塘镇先后发生农民工聚集抗议事件。在古巷镇聚众抗议事件背后，有一个“四川同乡会”的组织，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这似乎预示了，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可能面临质变：从自发的集群行为走向有组织的行动。
谈到近日在广东发生的大规模外来工抗议事件，广州居民李先生表示，
“ 我觉得这种事之所以会发生实际是有几方面的原因：从制度化的方面来说，一个是户口制度，它人为地把人划定了身份。你身份划定了，你说是提供居民服务或者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你先是人为地确定了他不同的身份，你怎么可能均等呢？另外一个问题是，农民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社会阶层也好，它不允许有自己的组织。就是说自己的权利它不能自我的来维护。必须得通过官方，比如通过政府，通过一些什么官方机构来维护。通过官方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话，他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或者是及时的来维护。官方一个是惰性，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三刊登文章说，一些地方近日接连发生了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摩擦事件。户口制度、用工制度、社会歧视等，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并受到社会排斥。
在美国纽约的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对此评论说，
“ 人民日报的定性我觉得它是不准确的。这个造成的原因，要追根溯源的话，还是共产党刚建国就有意识的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对农民的一种歧视。这次说是四川人和广东人发生冲突，实际上还是农民工去城里打工他收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以它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时候就变成了农民工和城市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他的矛盾应该是农民工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现在把这个矛盾转嫁了，转嫁到城市人身上了。”
路透社的相关报道说，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星期二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6232名受访农民工中，只有8.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住在农村，其余受访者都希望住在城镇。而只有0.8%的受访者在工作所在城镇买了房子，其余的受访者都是租房或住在工厂宿舍。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市被当成廉价劳动力，没有享受应有权利，他们不被城市接纳，受到忽视、歧视和伤害，成为边缘人群，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会造成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刘念春认为，中国现行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造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不断恶化，
“一党专政最后就是为权力阶层服务的。实际上一党专政对底层老百姓的福利和他们要表达自由都采取压制措施。这种压制措施肯定会导致矛盾越来越深，而且一旦你控制不了，肯定就是全面爆发。”
刘念春认为，中国共产党无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权利，一直凌驾于宪法之上，表明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中国过去历朝历代“ 人治”社会的末期，都是由于没有疏导民怨的渠道，必然爆发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或暴力革命。刘念春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政治改革，类似广州增城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还会频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