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囊为重庆模式辩护 贬称批评者为虫为牛 (图)


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
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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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是薄熙来治下“重庆模式”的主要理论推手之一。近日,苏伟通过法国记者访谈的形式发表长文,系统性地为“重庆模式”辩护,其中针对批评重庆打黑罔顾法律正义的批评者,苏伟将其比作虫子和斗牛,进行了猛烈攻击。

6月上中旬,法新社北京分社记者玛丽娜、博思天、《费加罗报》首席记者海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组驻京记者拉嘉德、《世界报》驻华记者布里斯先后采访苏伟,后者以此为契机,发表9000多字的访谈体长文,围绕“什么是唱红”、“唱红与打黑的关系”、“唱红是否左倾”等七个主要问题展开辩护。

在苏伟看来,“唱红”与“打黑”是相辅相成之举,只有又打黑又“唱红”,法治加德治,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苏伟承认,在选择红歌范围时,刻意避开了中国共产党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那些调子“左”的歌,称它们不是“红歌”,而是“紫歌”——红得发紫的歌,重庆将它们拒之门外。

至于重庆打黑运动中的程序正义问题,苏伟并没有区别“法制”与“法治”在内涵上的区别,而始终以前者统称。他绕道法国,高度赞美巴黎公社开创的“议行合一”传统,并称必然取代西方通行的“三权分立”而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

在这一前提下,苏伟称重庆打黑是“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制行为”。而质疑打黑的声音,在苏伟看来不外乎归于两类,一类是被重庆打黑触动的特殊利益集团,另一类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以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有色眼镜”的人。

在程序正义的实质问题上,苏伟以吃饭打比方,一方面承认“民主”和“法制”是普世价值,但同时又认为这种普世价值没有意义。针对批评重庆法院缺乏独立性,政法委领导公检法部门办案的声音,苏伟反驳说,共产党对公检法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特征,正如在一口锅里“乱煮乱捞”地吃火锅就是重庆人吃饭的特征。

苏伟更从道德层面严厉指责批评者,称他们还不如在夏天出生、从未见过冰的“夏虫”,轻蔑地称“你给它讲什么是冰,就如同对牛弹琴一样,它搞不懂的”。苏伟还更进一步地指控,对于那些看到冰却不承认的虫子,“就有立场和特殊利益问题了”。

虽然重庆检察机关在追诉李庄“漏罪”时,并没有将所谓“合同诈骗”列入其中,但这并不妨碍苏伟继续将李庄索要代理费用的行为作为他眼中“黑律师”的典型,并成为代表“特殊利益”的具体事例。苏伟更宣称,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果与黑社会“勾结”起来,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苏伟还针对采访者的背景,频频用法国历史为重庆辩护,例如用法国人不会唱马赛曲来为“唱红”辩护,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法国1789年革命相提并论,并用萨特带上红袖套作为他支持毛泽东的例证。

对于批评唱红是左倾回潮的观点,苏伟再次轻蔑地将其比喻为斗牛,正常的红布在斗牛眼中都是“左”得很的火,非得拼命把这团火顶灭。因此苏伟充满优越感地表示,重庆的一贯态度是“走自己的路,让牛们去说吧”。

然而另一方面,苏伟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毛派,称他们是少数真“左”的人,实际上在给重庆“帮倒忙”。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模式的官方智囊中,苏伟罕见地公开提到薄熙来的在十八大后政治前途的话题,虽然他坚决驳斥了推断个人名利动机的做法,称之为“具有广泛自发性的历史性谬误”,另一方面,他自豪地列举了重庆当政者的政绩,认为已经树立了足够的口碑,不需要再通过唱红的方式去“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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