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在重庆实行“唱红打黑”政治行情迅速看好，直逼下届中共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最近稍有挫折：李庄案“漏诉”失败，重庆红歌演出团进京未获最高当局支持，但是看看中共最近开始隆重庆祝90周年生日，唱红歌俨然已成主要形式，在严打盗版的今天，发明此形式的薄熙来“版权所有”似无疑问，连美国媒体都看出这点了。
胡芬顿邮报今天报道，庆祝中共90周年，红歌比赛成为七一前全国性活动。报道引用洛杉矶时报的话说，“红歌”热在全国范围内上演。报道指这种不寻常活动是薄熙来于2007年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开始推行的“红色文化运动”的最新篇章。
我曾报道过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团长何亚非在5月底就举办唱红歌比赛。一个月后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如今已经有许多中国驻外使团跟进，用此种形式来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其中包括驻联合国代表团、驻维也纳代表团。不过何亚非在外交部仍属先声夺人。
不仅外交部，连似乎远离政治的经济界也在跟着发烧。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都要“用歌声来重申”其接受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红色证书”。报道说，“不像西方世界的银行，中国的央行，完全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报道说，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在其网站头条发表了该行举行庆祝中共90周年“永远跟党走”主题文艺演出活动的报道。人行职工在这一活动中用歌声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报道说，这篇文章表示，他们的歌声展示了人行职工已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解放了思想”。报道说，人行不是第一家以唱红歌形式庆祝90周年的中国经济机构，早些时候，上海一些全国最著名的互联网企业也发出了同样的爱党爱国的声音。
报道说，这样的活动是“中国独特政治现实的一种刺耳的提醒，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机构，在其他场合为自由市场改革而辩论的时候常常比较敢言。去年，人行副行长胡晓炼赞许地引用资本主义灵魂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为更为灵活的汇率和更为强硬的通胀政策进行辩护。”
报道最后说，“维持一种认知失调，即虽然生活和工作在带有许多资本主义特点的现代经济中，却要大声赞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许多中国著名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看来人行也是不能例外。”认知失调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指行为与态度不一致引起的不安情绪。
这种认知失调究竟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呢？现在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但是纽约时报星期一对中国红色神话“南街村”进行的报道似能给人以启迪，该报道的题目是“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毛泽东主义依然在位”。报道说走进南街村，看不见商业广告，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和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却赫然在目。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说，村民早晨在高音喇叭播放的《东方红》歌声中醒来，在《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开午饭，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结束一天的工作。
报道说，1986年当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南街村重新开始了集体化。王宏斌说，“我们问自己，什么思想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它是科学的理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南街村实行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经济，这里没有私有资产，所有财产包括房地产全部归党组织所有。
据报道，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目标，村民到村里行政机构或村办企业上班，每月工资在155到200元，村民免费享受粮食及副食品，住房、上学、医疗均为福利。在南街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该村已被定为国家A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经国内南方都市报揭露，这一经济模式已告失败，因为它实际是靠中共高官批准的银行巨额贷款和廉价农民工劳力在维持着。报道说，连村领导都承认农民工人口是常住村民的两倍。南都报报道估计该村欠债达2亿5千万美元，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报道说，王宏斌表示，“村里已经跟国家银行谈判过了，取消了大部分，债务已被削减到1500万。”
王支书喜欢别人管他叫“班长”，标榜共同富裕。但是当纽约时报记者问他，是不是他们全家也跟其他村民一样住在公寓时，他说，“我有一个房子，”记者问他，“多少村民能住进真正的家？”他回答：“只有我自己。”南都报说，南街村的产权早在2004年就已从集体制秘密转为私有，支书王宏斌等各级负责人占全村全部产权的60%。看来即便在南街村，至少它的领导人，行为和态度也是极不和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