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单亲母亲凯西涉嫌在2008年杀死两岁女儿
佛罗里达州25岁单亲母亲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涉嫌在2008年杀死两岁女儿科丽案，是继球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之后，最吸引全美、乃至国际媒体关注的大案（中国媒体也有很多报导）。此案自三年前就被媒体一路追踪报导，最近在连续30天开庭审理、91个证人出场后，绝大多数媒体评论员、司法专家、普通民众都认为是凯西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判决前一天的各种网路民调显示，认为凯西“有罪”的在77％到87％之间，可谓舆论一面倒。
简单概括来说，一级杀人罪是事先蓄谋的故意杀人；二级杀人罪是故意杀人，但没有事先计划；三级杀人罪是意外杀人。凯西案被控一级谋杀罪，在佛州可被判死刑。
但5日下午12名陪审员作出裁决∶凯西被控的杀人罪全部都不成立！一级、二级、三级杀人罪全部“无罪”。只是被控的其他四项“对警方撒谎”被判有罪。对谋杀案的“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必须是12个陪审员一致通过，任何一个陪审员不同意，裁决都不成立。
这个判决一出来，美国电视的评论家和法律专家几乎一面倒地表示震惊，和当年的辛普森案非常类似。他们使用的最多辞汇是“天哪”、“无言以对”。在奥兰多法庭外聚集的五百多民众更是吃惊，听到判决结果后很多人为科丽鸣不平，有人高喊“凯西是杀人犯！”
我对美国的各种司法案件都很有兴趣关注，因为司法判案是展示这个国家体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最能清晰而直接地体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对谋杀案的跟踪，除了能了解和学习美国司法之外，还因为它们像电视连续剧般地吸引人跟著判断、推理。
这次凯西案，和辛普森案类似，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非常值得对“无罪推论”“证据优先”“程序正义”这些司法原则相当淡漠的整个华人世界学习、深思。因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宁可错放三千，也不随便冤枉一个”的案例，和专制社会那种“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做法正相反。
虽然绝大多数专家和普通民众都认为凯西“有罪”，杀害了她的女儿，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示尊重宣判结果，而且认为，这个判决再次展示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优越——它比“由法官裁决”更能保护被政府的检方起诉的“被告”，也就是说，更有利于不冤枉无辜。
我陆续跟踪了过去30天对这个案子的审理，全程观看了7月3日原告和被告律师的最后申诉总结。基本是两个感觉∶一是从常识和逻辑上，这个两岁女孩是她母亲杀的，或至少孩子的死亡跟她有直接关系；二是从人证物证上，此案缺乏实质性证据。虽然我个人基本断定孩子是凯西杀的，但以对美国多年司法的观察和认知，在宣判前我跟朋友打赌∶有罪还是无罪（检方指控的一级谋杀）？朋友说∶“有罪”；判无罪的可能是多少？朋友说∶“零”。结果我赢了。
为什么从常识和逻辑上看，孩子是她母亲杀的？起诉方的检察官用编年史方式，从孩子“失踪”起，逐日向陪审员推理和证明，2岁的科丽是她母亲杀害的，主要证据是∶
一是孩子“失踪”31天，凯西才让外界得知，而且还是因孩子的外婆向警方报案导致她无法继续回避。之前孩子外婆几次问外孙女怎样了，凯西都编各种谎言推诿。检方起诉后，凯西又说孩子是在自家游泳池意外淹死。按常理和警方百分之百的实例都是∶孩子如果意外淹死，家人不可能掩饰，因为那会把一起无辜事件，变成谋杀。
二是在孩子失踪后这31天里，这个做母亲的不仅毫无悲伤，还去参加聚会，跳舞喝酒，并在胳膊刺上 “美丽人生”的意大利文字。等于告诉世人，没了孩子，凯西的人生才自由、美丽了。
三是在凯西的车里发现人肉腐烂的味道。凯西的父亲和停车场员工都作证说，那种尸体味道终生难忘。美国实验室做出的气味测试也证实，车上气味来源于人的尸体，而不是凯西说的垃圾。
四是在凯西的车里查到致人昏迷的三氯甲烷的味道，专家查出凯西的电脑曾搜寻过三氯甲烷。
五是在孩子遗骸的嘴上、鼻子上有胶条（封嘴），在凯西家查出那种胶条。
六是在发现孩子遗骸处有科丽最喜欢的玩具，显示这是从科丽家里带出来的，凶手或扔孩子尸体的人了解孩子癖好，是和孩子亲近的人。
七是凯西在案发后多次撒谎。甚至指控父亲和弟弟都曾“性侵”她，还遭母亲虐待等。她父母开始维护她，后来都作出对她不利的证词。
起诉律师在法庭上展示的这些事实，通过电视直播，激怒了无数美国人，电视评论和舆论几乎一面倒，不仅认为就是凯西杀死了孩子，还认为她是一个满口谎言、行为不检的恶毒女人。
既然有上述这些事实，为什么又说从人证物证上，缺乏实质性证据呢？因为凯西辩护律师的最后申辩总结，强攻此案缺乏“直接证据”这一点。
在美国法庭，被告律师不需要提供“无罪”证据，他只需攻击、否定起诉方律师提出的证据，就可能赢得官司。对被告来说，他（她）可以选择沉默，即不需接受对方律师的交叉盘问。这也是美国司法强调“无罪推论”的内涵之一，即被告不需要开口宣称“我无罪”，因为在宣判之前，他就是无罪的。
在欧洲，被告必须开口，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他是无辜的，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但美国的法治精神是∶正由于他是无辜的，所以不需证明自己无罪；而是由原告方证明他有罪。所以人们在电视直播的法庭审理上，被告凯西从始至终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需要说；全部都由她的律师去说，去反驳原告律师提出的证据∶
第一，此案没有人证，即无人证实见到凯西杀人。没有人证这一条，指控就少了一半份量；第二，物证不充分。检方没有拿到DNA、血迹、手印等直接证据。第三，无论凯西在孩子失踪后有多少不符合常人的举动，都不能直接证实孩子是她杀的。起诉律师只是“推理”，但推理不等于是证据。尤其是作为检方证人的加拿大专家说凯西电脑显示有84次在谷歌查看三氯甲烷（美国专家查出只有一次），但这个“证据”更遭被告律师反驳，认为违反“程序正义”，因加拿大人不受美国“伪证罪”惩罚。另外发现孩子尸体的“犯罪现场”曾被人动过，按美国法律，在“不是原状”（也就是被动过）的现场得到的“证据”无效。
美国司法很注重三个原则∶无罪推论、程序正义、直接证据。著名的“一只臭虫”理论，即指如发现程序不正义，整个案子就得撤销，就像一碗面里发现一只臭虫，这整碗面就得倒掉一样。当年辛普森被判无罪，也是因为被告一方猛攻检方有违“程序正义”一点∶犯罪现场实物（带血的手套）被挪动，或有伪造证据之嫌；另外该带血手套太小，不是辛普森的型号等。这次被告律师在最后总结辩论时，又再次提到“一苹臭虫”理论，强调此案有违反程序正义处。当然更主要的，是没有直接、实质性证据，所以有“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的空间。
最近由于写关于桑兰赴美打巨额索赔一案，在网上查询了一些被告律师莫虎的资料（莫虎本人也被桑兰起诉），看到他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谈的一个案子。那是莫虎担任纽约警察局审判厅长（即警局的法院院长，专审内部警察的案子，如同军队的军事法庭庭长）时，一次警方在突查纽约黑社会头目家时，查获警察局文件，显示警局有内贼。文件上的指纹是警局一个侦探。于是那个侦探被起诉，但莫虎最后判他无罪，理由是，这个侦探说，他曾到局长那里查过文件，指纹是这样留下的；而当时没有查到其他证据，证明是他把文件交给黑社会的。莫虎从警局退休多年后，这个侦探又被抓获，被查出他不仅跟黑社会勾结，并做他们的枪手杀过人，后被判终身监禁。有人问莫虎，当年那个案是否判错了，放走了罪犯。但莫虎仍坚持原判，强调判案必须靠证据，仅靠推理不能成立。
莫虎的这个宣判，主要是遵循了无罪推论、证据第一的法治原则，仍是“宁可错放三千，也不可随便冤枉一个”的理论。在美国影视作品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例如我曾看过多遍的一部影片叫《难以攻破》（The Untouchables），描写警方如何击败芝加哥黑社会。对那个黑社会头子（真人真事）人们都知道他杀人犯罪，但就是拿不到实质性证据。最后是通过查他漏税，把他定罪，送进监狱，由此才打掉了芝加哥黑社会的气焰。该片十分体现美国司法那种“绝对看重证据”，而不是情感、情绪、甚至逻辑推理。
所以，无论是当年的辛普森案，还是今天的凯西案，虽然根据那些披露的案情显示，辛普森和凯西有相当大的可能是杀人犯，而且具体细节既刺激人们的感性（孩子的天真可爱，母亲的冷酷和撒谎成性），也促人们理性推理。但在判案时，那些情感、情绪，包括推理、逻辑等等，都应该让位给“证据”，让位给“无罪推论、程序正义、证据第一”这些法治原则。哪怕明明知道是放走了“罪犯”，也不可在程序正义上有瑕疵。
辛普森和凯西两案，让公众法庭（public opinion）早已裁判的“杀人犯”逃脱，不仅不是美国司法的缺陷，恰恰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伟大之处，尤其是其陪审员制度。此案的12名陪审员和5个候补，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而且他们被选中，必须经过被告律师审核、面试、通过。这就无数倍地加大了“判罪”的难度，使代表政府的检方起诉“个人”时，无法依赖对陪审员的选择而影响裁决倾向。在这个得到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案件的30天审理过程中，陪审员被隔离在旅馆，不许看报纸电视，不许上网，更不许和家人谈案情，为的是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只是根据法庭上的证据来独立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陪审团的裁决，是更值得尊重的。
正如福克斯电视一位评论员所说，他听到无罪判决，完全惊呆了！这跟他原来的认知和判断大相径庭。但他说，这就是美国的伟大之处，这种制度是美国的骄傲，他接受这个裁决，他尊重陪审员制度。虽然这个案子引起很多美国人的不平，甚至愤怒，但他们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12个人”的制度是美国法治的象徵之一！
2011年7月5日于美国
2011-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