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有民主 母猪上了树

2011-07-30 12:41 作者: 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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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会不会爬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不过,民间的意见是倾向于母猪上不了树的。有了这点共识,才会有“母猪上树”这种谚语的流传。母猪上树的意思,跟“太阳从西边出”差不多,意指某些事情的不可能。我现在引用这条谚语,也是这个意思。

母猪上了树,文革就有民主,这是我的观点。当然,这事儿争议很大。左派更是认定,文革是有民主的,岂止是有,而且文革的民主还最先进,先进程度超过了一切“西方民主”,因为文革搞的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大民主。民主就是民主,还有大小之分?我对此事深感困惑,就开始琢磨文革的大民主是怎么回事儿。琢磨来琢磨去,心理就有了点谱。

原来左派所说的“大民主”,无非跟人多势众有关,也跟“四大自由”有关。“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正是这“四大自由”,成了左派捍卫文革的尚方宝剑,他们把它当成了证明文革的“民主”属性的救命稻草,把它吹上了天,也因此破绽百出。

其实,所谓的“四大自由”,本身就是凑数凑出来的,语言和逻辑上都说不过去。“四大”中的“大鸣、大放”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大鸣就是大放,大放就是大鸣,大放的意思,就是毛泽东说的“有话就讲,有屁就放”。另外,大辩论,大字报都是大鸣或大放的具体形式,把它们并列起来,不伦不类,也显得没文化。

好吧,我不鸡蛋里挑骨头,就算“四大自由”的说法很科学,很逻辑,也很有文采,可这些玩意真的是中国的独创,文革才有的壮举吗?不是这么回事儿。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就一直在大辩论。在各“西方民主”式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那里的议员们如果没放假,也成天在屋子里大辩论。大鸣或大放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车子上加高音喇叭,沿街狂喊政治口号,也不是大陆的绝活儿,台湾每到选举时,这种大喇叭车也满街都是。我们最好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搞双重标准,台湾的大喇叭车多了,就叫内耗、族群撕裂、社会动荡,我们的文革中也有这种大喇叭车,就叫“最先进的民主”。大字报也是如此,洋人不会写毛笔字,又比较看重墙体的洁净,所以不大待见大字报这种参政形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不普及,不时髦)。但中国大字报上的那些语言,洋人可以放到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还可以在电视和广播中说出来,不也一样吗?况且报纸和电子媒体的传播范围,总比墙上的那些大字报要强一百倍吧?以为我们总结出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十个字,这些玩意就是我们独有的;又因为是我们独有的,就认为这些玩意是最先进的,有点站不住脚。

又好吧,我再退一步,就假定“四大”是中国独有的事物,并且是最先进的。但“四大”再独特,再先进,它终究只是政治实践的工具、形式或花样,这些花样是否能与民主沾上边,是否包含了民主的内容,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什么是民主?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原因是现在的中国,左派右派对此争议很大。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又发现左右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还是民主外延的分歧,制度设计上的分歧,与对民主内涵的定义关系不大。在民主的外延上,右派认为,民主一定得跟选票联系起来,最好是搞普选,左派则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人民群众”能参政议政就行了,至于选举什么的,那只不过是一片浮云;在民主的制度设计上,右派认可民主就是限制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理念,主张在制度上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设,使它们能彼此制约,左派对这种说法最为恼火,并主要因为这一点,认定右派想搞的不过是“西方民主”。

至于民主的内涵,左右两派的看法其实没多大区别,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按照左派的表述,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右派虽然不大喜欢这种宏大叙事式的、空洞而又过于抽象的表述,但大概也不会反对。我现在就按照左派的思路,不谈选票问题,也不扯上权力该不该限制的问题,就假定民主只跟“人民群众”能否“当家作主”有关。作出这种设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按照左派的民主定义和标准,文革身上也找不到什么民主,“四大”更是权势者摆出来的民主乌龙。

什么叫“当家作主”?从最低标准看,说一个人当家作主了,此人总该具备这些行为特征吧——他(她)能够自作主张,自己左右自己的言行,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决定,而不是在他人的威逼和恫吓下,选择性地说话办事。具体点说,如果此人要写大字报,炮口对准谁,批评谁,不批评谁,批评些什么,都能由自己决定。此人也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别人的建议和劝导下改变主意。此人甚至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诱惑和欺骗,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政治选择。但无论如何,如果此人是能够“当家作主”的,绝不会屈从于权力施加的任何公开或隐形的暴力胁迫,即使遇到了这种胁迫,此人也能加以拒绝,并且不会因为拒绝而实际受到权力的伤害。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文革的“大民主”,与最低限度的民主标准都扯不上边,而所谓的“四大自由”,其实是自大假自由。

就以写大字报为例。文革中的确人人可写大字报,可这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在实质自由上,却没有谁能“我思故我写”,把自己的真实立场和观点全盘端出来。这种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氛围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写反对文革的大字报,就得准备坐牢;谁若是写大字报公开批评毛,更是大逆不道,那就得准备掉脑袋了。当然,关于这一点,如今热捧文革的左派也明白,而且这事儿也难不倒他们。他们会说,我们当然不会写批评毛的大字报,因为我们热爱毛。好吧,我们就不谈毛,但其他权势人物呢?能随便在大字报上批评吗?同样不能。林彪、江青在台上呆着的时候,除了毛,谁敢公开批评他们?谁做出这种事来,谁就一定会倒大霉,大人物会因此犯“路线错误”,打入冷宫或遭到批判,小人物则会变成反革命。当时的大字报,能写些什么,不能写什么,该怎么写,是规定了的。

有些人肯定不会同意的我的说法。他们会举例说,文革中,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时,“人民群众”就给他贴了大字报,他最终也被群众拉下了马,这不是挺“民主”的吗?说给刘少奇贴大字报是群众的自发行为,刘少奇是被群众打到的,就好比说长城是地震弄出来的一样,连神话都算不上,只能视为荒唐的梦呓。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没经历过文革,要么连关于文革的一本通俗读物都没看过,要么就是在装傻。刘是毛打倒的,跟群众没有鸟关系,要说有关系,群众也只是白手套。我说刘的悲惨命运跟群众没有鸟关系,还不仅仅是一种宏观的判断,从微观看,从一个个的细节看,刘的倒霉和倒台,也跟群众的使力没有实质关系,群众在其中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牵线木偶,任权势者摆布的一群人。史料表明,第一个含沙射影、转弯抹角站出来批评刘少奇的人,是聂元梓,在此之前,她已被毛周围的大人物接见过,受到过暗示和鼓动;后来毛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倒刘的意图渐便趋明朗。可这还不够,再到后来,江青就亲自出马了,开始指名道姓,说刘和他的老婆也可以批判嘛,还可以把他们拉出去声讨嘛,这时群众才一哄而上,落井下石者众。顺便说说,“人民群众”跟着大人物痛击刘少奇,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所致。在此之前,刘做了多年的国家主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刘展示的形象一直都是正面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负面宣传,群众对他没有恶感,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与他结仇呢?

写大字报很自由的鬼话,我还可以举个例子说说。文革早期,北京出现了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在全国流传了一阵后,突然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有人之所以敢写这种大字报,是因为受到了江青的指点,这些大字报的语言,对朱德的定位评价,也与江青的谈话如出一辙。后来这事儿被毛知道了,他琢磨了一阵,觉得朱老总还是不能动的,就要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种行为,反朱德的大字报于是迅速消失。大字报不是随便能写的,涉及到大人物的大字报更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文革中的这类大字报,往往会先在消息灵通的北京出现,然后才蔓延到其他地方。其他省市的造反派要写这种大字报,就只能赌一把了。侥幸赌中了,可捞到政治资本;赌错了,很可能就得去大牢里呆着。

其实,文革中的“四大”,主要问题还不在于不自由,有种种限制,而在于这些限制的背后,站着的是专政、坐牢、枪毙之类的暴力;还在于这些限制指向的并非人的行为,而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更在于为这些限制立规矩的,不是法律,而是大人物尤其是毛的想法,甚至是毛的一时之念。毛在想些什么?他打算把哪些人划入走资派阵营?哪些人他打算放过?哪些人可以“解放”?没有几个人能准确把握。毛自己也可能在犹豫不决,琢磨不定,或者有了主意,后来又改变了。凡此种种,便导致了文革荒唐事儿的层出不穷:有人攻击某某大人物,却误解了毛的意思,自己成了反动派;有人批判某某权威,还是毛身边的人的出的主意,可这些主意却与毛的真正想法南辕北撤,,结果,被批判者岿然不动,批判者却被打倒了;有人挞伐某某名人,也甚合毛意,但毛不久就改变了主意,挞伐者不知道,跟不上伟大领袖的节奏,最终自己成了被挞伐人。读文革期间的一些文献,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文革早期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头儿们的政治生命大都很短,有些只有几个月。1966下半年至1967年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从红卫兵到三反分子,从革命造反派到反革命分子的人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些人无一不是以“捍卫毛主席”起家,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收场,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文革“四大”的虚伪,我们从期间出台的《公安六条》可见一斑。这是当时的一份维稳文件,核心条款是“惩治反革命分子”。什么是“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些思想罪,包括“恶毒攻击”文革、攻击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攻击毛和“中央领导”等。在对这份文件进行解释时,当时的公安部长特别点出了林彪、江青的大名,把这两个人作为“中央领导”的代表人物列示出来。林彪为什么要受到保护?这里没有是非,也没有哪怕最低限度的真与伪、正与缪的标准,只因为毛要用林。因为林受到了特别保护,所以,文革期间,在林彪身上因言获罪的人特多,轻者开出公职,下放劳动,重者坐牢杀头。可林彪被毛抛弃后,又出现了另一批反革命分子,那就是为林彪说好话的人。结果,历史出现了荒谬的一幕,至少我就知道好几个这种案例:在同一监狱中,有两种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攻击林彪的,一种是拥戴林彪的,他们共同接受改造。

毛不是神,他能对身边的大人物指名道姓,直接下达指示,哪些人可以攻击,那些要加以保护,但对中下层数以百万计的当权者,他就只能设置政治标准,让芸芸众生自己去归类了。这导致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原因是毛设置的标准,全是些思想标准,意识形态标准,连阶级标准都算不上。这些标准模棱两可,进退自如,可张冠李戴,亦可指驴为马。由于这样,这些标准到了下面,就变成了人们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异己,发泄世仇的锐利武器。文革中的派系组织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组织以拥护或反对本地的某个当权者为标杆,都声称自己在捍卫毛,都声称对手在反毛,都振振有词,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这是一场比奴性的无是非标准的混战,连民粹主义都谈不上,更与民主政治理想扯不到一块。这种无理可讲的争斗,最后发展为大打出手的武斗,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我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文革仍谈不上有多少自发性,民间性,它仍是被权力所挟持的一场运动。事实也如此——文革各派系的胜出者,并非占据了道德、理性、理论或理想制高点的一方(没有这种东西),甚至不是更能武斗的一方,他们的胜与败,最终还是由更高的权力决定的。文革的文斗和武斗发展到一定时候,毛就及时派出了工宣队和支左的解放军,由他们来决定谁红谁黑。很多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与工人组织,就是这样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组织。

文革最混乱的前一两年,几乎所有的基层当权者都被打倒,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背景下,你跑到街上去贴大字报,批评任何你看不顺眼的基层官员,当然不会有政治风险。就此而言,说文革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这段时间不长,到了文革中后期,你还想这样来行使“民主权利”,就得小心被穿小鞋,抹黑脸,甚至以任何可能的借口被专政了。另外,这种人人可批评基层官员的氛围,是文革的首创吗?根本不是。50年代的整风运动,就是一场以批评基层官员为主轴的运动,文革只是重现了这种场景而已。只可惜这种整风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反右运动打掉了。左派朋友们,你们要讴歌文革,欣赏文革的所谓“民主风气”,就不该对当年的右派咬牙切齿。50年代的那批右派,大多数人正是因为批评了基层官僚而倒霉的。你们对当年带头行使“民主权利”的这些老右派幸灾乐祸,却对文革的所谓“民主”赞不绝口,让人莫名其妙。

对文革的以上观察,我曾多次跟身边的朋友聊过,包括一些80后的左派朋友。这些年轻的左派们,当然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他们指责我肤浅,只盯着文革的一些细节,没有从宏观上把握文革的整体面貌和精神。而他们心中的宏观文革,无非有两条,一是走资派被打倒了,纯洁了干部队伍,防止了中国变修变色;二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起来造反,掌握控制了舆论宣传的主导权,第一次真正行使了“民主权利”。左派朋友们刚说完这些,我就忍不住大笑,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了解文革,连文革的毛都没摸到!

宏观的文革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工农大众并没有掌握舆论,起来造反的也不是这些人。最早造反的的群体,至少是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左派恨之入骨的,有地富反坏右家庭背景的人,尤其是他们在大学读书的子女。这一点,只要去查查当年的红卫兵档案就清楚了。这也不奇怪。毛当年发动文革时,打出的旗号就是反官僚特权,反脱离群众的“官老爷”。而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一族,政治上受打压,就业上受歧视,恰恰是对官僚特权感同身受最深的一群。这些根不红苗不正的人,构成了红卫兵造反大军的主力,也是带头造反的始作俑者中最坚定的一族。只是这支边缘政治大军的崛起,震撼了正宗的红二代,促使他们赶紧抛出血统论予以打压,以红二代为骨干的红卫兵这才后来居上。后来,工人造反组织跟进,迅速壮大,红二代、“问题青年”、工人造反组织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补充一点,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中,也没几个是正宗的红色工人,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文革前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压和处分。

最主要的是,无论是根红苗正的红卫兵,还是根不红苗不正的造反派,无论是造反的学生,还是造反的工人,他们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政治过客,几乎都在文革中很早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文革十年,他们中的人,政治生命短的不过几个月,长的也不过两三年。文革未过半,他们中的普通群众,工人乖乖地回到了矿洞车间,学生大都以“上山下乡”的名义被赶到了农村。而他们中的头儿们,那些最激进的、“舍我其谁”行使着“民主权利”的家伙,或者则被群众专了政,在大街上扫马路,在农场养猪,或者进了班房,或者干脆就吃了枪子儿,躺进了坟墓。蒯大富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从红卫兵领袖到反革命的华丽转身,时间之短,令人吃惊。需要说明的是,诸如蒯大富这种造反者,他们并非文革后被清算的,并非邓小平抓起来的,而是文革前期就被专了政。文革既是造反派的天下,更是造反派的坟墓。

而那些“走资派“呢?他们被打倒了吗?绝大部分没倒。他们中的省部级以下的官员,大约有60%到70%,早在文革的前三年就”解放“了,林彪事件后,省部级以下的”走资派“,除因故死去的外,几乎全部获得了解脱,并官复了原职(只是换了官名)。对照那些被专了政、在牢房里服刑,或掉了脑袋的造反派,再看看胜利大结局的广大“走资派”们,说文革打倒了官僚特权阶级,灭了“走资派”的威风,实在是一个大笑话。

文革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它根本没去触动官僚特权制度,而只是打算换换人,叫做换汤不换药。它换来换去的,最后的结局却是,“走资派仍在走”,绝大部分“走资派”都重新掌了权,连汤也没换多少。

当然,汤还是换了点的,主要在上层。文革进行不到一半时间,实际上就在基层结束了,后来的文革,基本上就变成了宫廷斗争。这场宫廷之战可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林江集团取代刘邓集团,然后是江青集团取代林彪集团,总的结局是江青造反集团取代了刘邓“走资派”集团。不过,这种取代并不值得庆贺,因为它展示的是一种道德、人格和理智的逆淘汰。既然体制未改,官僚依旧,那么我们看待文革的得与失时,就只能比比人的优与劣,看看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后,到底是原来那些“走资派”大人物更值得挽留,还是取而代之者胜了一筹——不管怎么说,刘邓那一代人,受过传统伦理文化教育,多少懂点礼义廉耻;其中许多人出过国留过洋,视野还算开阔;他们当初参党组党,搞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既清苦又危险,也不可能全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后来可能有点官僚了,“脱离群众”了,但尽管如此,他们身上的那些好传统,总不会全数扔掉吧?在道德、人格、见识、心胸和视野上,他们总不会比那些后起的政治玩家们更差吧?也不会比他们更脱离群众,生活上更骄淫奢侈吧?文革十年,不过就是换了一批大人物,而且把烂的或更烂的人换上了来,比试着谁更没有素质,更没有底线,如果这就是文革的“民主”成果,有什么值得弹冠相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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