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1967年第一次尝试中国之行。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他崇拜毛泽东，思想上是个激进的左翼派。加上我在反越战运动中不光是参与，更是个不折不扣的活跃分子，这些东西都让我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向往。
那时我身在香港，给北京政府写了一封申请信。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恳切的回信，信有两页纸，像是一位英语不灵光的红卫兵，用一台不灵光的打字机辛苦折腾了好些天的成果。信中写道中国人民无意于冒犯我，只是鉴于我来自一个搞剥削压迫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造访人民的国度是不能够的。离港前我买了四套《毛泽东选集》，并且特地撕掉书皮，好一路顺利地把它们带回帝国主义美国。
1973年的5月，新的机会来了。在一年前即1972年4月份，中国兵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打破了两国冰封23年的外交关系，我在期间任翻译一职。那时共有六名美方的译员，有一次由我打头，与其他三位同事一齐抗议，拒绝参加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会见中方代表团的活动。（会见的前一天，尼克松下令轰炸越南的海防市，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宫安排与代表团轻松小叙，我认为非常不妥。）在整个行程中，代表团官员对我印象很不坏，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出自这个插曲。
一年后我们几个译员申请访问中国，这次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在超过四周的时间里我们去了广州，上海，苏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至于旅行的开支 ——住的，吃的，坐飞机，坐火车，游览观光，所有的花销——550美元。相当关照的价钱。
只是先前对共和国的臆想却随着行程的推进逐渐崩裂了。我随身带着小相机，自己开路，自己去寻找“真正的市井生活”。在读研时我了解到，1958年的 “除四害”运动后，中国的大地上就没有苍蝇了——在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下，蚊子，老鼠和麻雀也是消灭对象。有一次在苏州，我看到一张白色的石凳上停着一只苍蝇，就用相机拍了下来。我感觉捕捉到了一点儿什么。
延安处于陕西省的中心，从1936年到1948年一直是中共的根据地。在那儿有一次我们四个人搭上一辆拥挤的公车，随着司机喊一嗓子“外宾!”，马上四个有座位的乘客唰唰站起来给我们让座。我看出旁边一位老人似乎并不情愿。我说：“您请坐。”他没有回答，却还是站着。我很难堪，也站着没动。接下来的行驶中，满车的人忍受着这样的滑稽场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车厢内，赫然空着一张座位。
我们在乘火车时每次都安排软卧车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在硬座车厢。我满脑子社会主义信条，问导游：”为什么会有软卧？除了我们还有谁坐？”
”领导们坐，”导游答道。
”为什么？”我没意识到这问题有多傻。
”领导忙。领导压力大。他们需要软卧。”
我心里那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被现实冲刷得够呛，一路上不断遭受新的冲击。印象最深的是在唐山参观那里的大煤窑，那地方在北京东面约一百英里。我们坐升降机下到很深的井下。（三年后发生7.8级大地震，这个井下被埋的工人不计其数。）轨道车在迷宫似的矿井中穿行，我在车上注意到沿途写着“慢行！”“警号!” 等标语。这些标语是繁体字，纳闷的是没有政治口号。清一色的作业警语。这与地面上的世界对比鲜明，在那儿随处可见毛主席语录，它们出现在红白相间的美丽横幅上，在烫金挥就的巨幅展板上。
“怎么井下没有毛主席语录？”我在参观完后问导游。
“那儿太脏了！”她脱口而出，有些恼我居然把最高思想和那样一个地方扯到一块儿去。我百味杂陈：煤矿工人脏就脏了，他们头上的指导思想脏不得。
在上海时我为母亲选购纪念品，这个举动让导游内心的羸弱显露出来。我母亲叫比尤拉，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农场，她善良朴实，小麦与小麦的颜色都是她的最爱。我在一家小店看见有卖拂尘的，心想她一定喜欢。它们用高粱秆子精心编制，一些深色的斑点散落在浅棕色的柄条上，很是别致。还透着一股劳动本身的庄严 ——我保证她会爱不释手。我想象着母亲把拂尘挂到房间墙上的模样，于是就买了一把。
不一会儿，我们一位导游非常不安地过来了。他的表情像在受刑，既想处理好眼前的突发事件，还要竭力保持礼貌。
“你买这个干嘛？！”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我去给你挑个好的！”他拿过拂尘径直回到店里换了——我左看右看，没看出来好在哪儿，不过在他看来顺眼多了。在回宾馆的小巴上，他坐到我旁边，审问开始了。
“您母亲喜欢丝绸吧？……我们中国有丝绸。我们中国还有玉器，有景泰蓝。你怎么买个农民才用的扫帚送你妈妈，这能代表中国？”到这时我才有点明白了，我的举动被划为别有用心，是与我母亲一同瞧不起中国。
我犹疑了：是否他对劳工阶级，对那些编制扫帚的人在内心深处是尊重的——他只是希望我母亲对中国有个光鲜亮丽的印象，仅仅出于这样的动机，他揣测资本社会的母亲看重丝绸而不是扫帚，事情的实质是这样的吗？还是更灰暗？是否他加入到整个社会的大骗台，台上把扫帚捧得比丝绸高，其实真相刚好对调?
我不断试着与普通市民交流，我要的是既定安排之外的接触。然而这并不容易。常常是一大群人围观我们，他们不靠近也不出声。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中年男人 ——大概三十岁的样子——挤在人群里跟我用眼睛神交。我正要对他说话——“你叫什么名字?”,”你好啊！”——对方的面容不禁扭曲得厉害，仿佛正在遭受巨大的痛楚，我只得放弃了。
相比之下小孩儿没那么拘谨，对我们的好奇心也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我们随便走到哪儿十分钟开外，身边就有他们长长的队列，像被我们施了魔法似的。有一次特别滑稽，我们正好从北京动物园门前经过，一些小朋友票都拿到了本来要看河马长颈鹿的，却跟在了我们屁股后头。
另一次我们在西安，与许多儿童一起参加聚会，小家伙们把我们团团围住，想要张口的样子。于是我问一个小男孩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要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他用激昂的声音喊道。
“那你呢？”我换了个人问。
“我要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同样的激昂，同样的回答。
我接着问了三四个年龄相仿的男女孩儿，答案完全一样。我相信这并不是组织者事先排练好的，我就是即兴问问。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高度一致的背后，有多少是因为笼统地灌输标准答案，又有多少是因为头一个男孩儿回答得挺正，其他人为保险起见，就全然照搬免得踩雷。我不知道，反正是太难忘了。
经历这一年我领悟到太多，以前只看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怎么说的，没看到具体实施起来是怎么做的，也收获了太多别的领悟。1979到80年我在中国整整一年学习后毛泽东时代的”伤痕文学“，通过与中国作家和读书人的交流，我渐渐体会到，即便是当时能够公开发表的谴责文章，也只是触到那场灾难的皮毛而已。被称为“中国良心”的刘宾雁先生是位持独立政见的记者，他的报道真实犀利，直刺喉舌，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我得说中国共产党会无忌惮地撒谎。我还以为只有在跟人的交往中才会被骗。1989年2月在北京，我和好友方励之受美国总统老布什的邀请，携各自的家眷在赴宴的路上被警察拦住了。中方的领导人不希望方励之出现在宴会上，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警察监控并把我们引到很远的地方才罢。这件事情让我挺惊讶的，却还没有让我崩溃。让我崩溃的是在数天之后，作为官方媒体的新华社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并散播到全国。报道惟妙惟肖地杜撰出一个故事，与我的亲眼所见相去甚远。我非常愤慨，拿着报道就去问方励之，“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方励之这家伙很厚道，不忍挪揄我的天真，他只抿嘴笑了笑。
（本文摘自《香港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