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国发生动车追尾事故，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一周以后，中宣部下令严禁报道和评论。7月29日晚，中宣部新闻局的禁令称，对7.23动车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禁令发布之后，在中国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有关动车事件的报道于是如烟消冰释。
追求真相为民代言
不过，此一事件的影响当然不会由于中宣部的禁止报道指令而归于消失。即使在短短七天的相对自由的报道环境中，中国媒体也显示了其巨大的追求真相、为民代言的动力。不用说敢言的南方媒体系统，即使是正统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央视》，甚至《环球时报》也表现出站起来做新闻，让良心说真话的人性冲动。如果关照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我们也会看到凡是媒体能够说真话之日，也即是媒体同民众最为贴近之时。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存在，党对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管制，并非始自今日。而自2008年奥运之后，面临迅猛发展的网络系统，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管制变本加厉。长期以来，一方面是新闻人员、知识分子以及众多网民对言论钳制的不懈冲击，另一方面各个媒体也对无处不在并日益细密的新闻管制司空见惯。众多媒体在事关所谓“敏感时期”、“敏感事件”时，自设戒律、自我审查已内化为习惯。一年一度的六四忌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风暴甚至关于中国众多维权人士包括艺术家艾未未被失踪等事件，媒体一律噤声。众多的媒体人对此虽然痛心不已，但仍然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为中国开脱。
中国政府为何自我感觉如此脆弱？
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加速，互联网的普及同目前中国陈旧的极权管制体系的冲突日益尖锐。中宣部的新闻禁令越来越逼近道德底线，考验媒体人的人伦良心。如果说，人们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为了自保政权，屏蔽六四惨案的历史真相，封杀有关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政治异议人士活动与声音的话，却难于接受政府对谭作人、滕彪、冉云飞、艾未未等众多的维权与敢言之士的打压。当今的中国政府，经济增长已居世界之冠，外交舞台上中国官员可以对昔日强国颐指气使，中国的新富大款们也会以一掷千金为荣，中国在太空、海洋、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为世界羡慕的成就，然而，中国政府为何自我感觉如此脆弱？政府为保自身安全，对民间社会异见人士打压，又为何没有胆量放开媒体报道？即使退一万步，滕彪、艾未未等维权人士为当今中国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所拥戴，有压倒现政府之力的话，羸弱如赵连海，仅仅是希望为结石宝宝家长获得少许赔偿，难道也要担当牢狱之灾并承受噤声的折磨吗？
技术事故演变为政治危机
一次再一次，媒体以及媒体背后的广大中国社会所承载的不堪重负的人性良知被扭曲、被摧残、被撕裂。媒体发声与噤声关乎新闻封锁与言论自由，事关中国社会制度之运行，政治权力之监督，社会黑金与暴力之制约。但同时，媒体与言论乃现代人类之心声，社会良心之窗口，人性道德集体表述之通道。发生于温州境内的动车事故，本应该是一场非政治性技术事故。事故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无论是出于技术原因还是腐败等人为原因，均应该可以从事故角度予以追查。然而，中国极权社会的制度框架，可以将任何行政或技术问题变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而政治危机。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场车祸不仅使看来如此强大的中国政权如临大敌，也必须由中宣部这一中国共产极权特殊部门介入全盘封杀媒体报道。也许有人会说，中宣部的禁令，再一次证实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现实而已。然而，此一次的道德底线更低，此一次对媒体人的羞辱更重，此一次对死难者的伤害更甚，此一次对人性良知的打击更烈。同时，此一次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损害也更大，公权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