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一则关于“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消息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引发极大关注，各种评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指责与痛斥，称之为“中国式碑剧”、“汉奸”、“认贼作父”、“精神自宫”等。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方正县小心翼翼地做出解释，试图澄清事实。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否认立碑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称这次方正县投资50万元其实建了两个碑，一个是“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另一个是“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并称已经得到国家外交部的允许。
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新介绍历史背景时也称，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后，约一万五千名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准备回国，因长途跋涉、体力耗尽，加上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人，其尸骨被收集起来合葬在当地日本人公墓，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滞留方正县被当地人收养。
王伟新称，立碑的动机是“反省历史、祈愿和平”，方便中日后人了解真实历史，感受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胸怀。王伟新还表示，“开拓团”不等同于日军，他们是侵略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上都是“开拓团”的逝者，并没有日本军人的名字。
但反对者并不全然认同这一说辞，网上流传的一份名为《东北抗联后代致爱国同胞书》的文章，援引当年东北抗联老战士称“日本开拓团是拥有武装的组织，我们曾与之发生了无数次战斗。每次对东北抗联的围剿，就近的开拓团都参加”。素来以自由派立场著称的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在微博上称“没有日本人民的踊跃参与，侵华战争能打起来吗？到中国东北的开拓团，的确多数是日本的贫困农民，但他们贫困，就没有罪过吗？他们到了中国东北，不就变成人上人了吗？而且是武装移民集团的成员。”
和面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一样，在充满道德义愤的声讨之下，是对事实真相的普遍忽视。就开拓团立碑事件而言，目前尚存疑的事实包括：东北开拓团成员是不是日本军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在立碑纪念的名字中，有多少是老弱妇孺？开拓团名单和中国养父母名单是什么关系？然而，这些事实在被澄清之前，充满道德意味的立碑的举动就已经触及到中国作为战争最大受害者的敏感神经。
所谓移民开拓团，是指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为了攫取生存空间，摆脱国内的农业萧条和土地矛盾，同时弥补正规军力填补农村地区的空白，而发动下层贫困农民随军到中国东北地区垦殖的形式。193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据中国国内资料统计，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 大约有10. 6 万户、31. 8 万人迁入东北，据日本外务省调查统计,日本投降时,日本移民开拓村总数1 ,131 个。这些移民在日本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的支持下，组织半军事化社团、强制征收或低价购买已开垦熟地，初期自力更生，后期雇佣中国农民耕作，为侵华日军提供粮食和军需供应。
开拓团成员是不是日本军人？这一问题似乎无法一概而论。一份中国东北学者的论文认为，日本移民开拓团,从经济上说是生产组织,从政治上说是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从军事上说又是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很多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铁路沿线和抗日武装活跃地区,以协助日伪政权维持这些地区的治安。因此开拓团与抗日游击队在战场上交火，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一个可以类比的事实是，一战期间，中国向欧洲战场派遣劳工协助英法协约国，尽管出发前的协议上声称从事非军事性劳动，但大量华工仍然在运送军需、抢救伤员和清理战场时被敌方视为战斗人员，从而死于非命。）
许多日本农民拖家带口而来，大量妇孺也被编制在开拓团内。据史料记载，在关东军遭到苏军打击后，被分割包围的日军往往先杀害随军老弱妇孺，然后集体自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老弱妇孺的确也是被战争机器裹挟进来的受害者。
作为战胜国的一分子，东北开拓团的成员也经历了身份上的转换。这些多数在日本国内属于贫困阶层的农民，迁入东北后面临着充满敌意的环境，与原有居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由于日伪政府的政策扶持，开拓团在东北农村享有种种特权。多数移民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带着很深的民族偏见，到中国以高等民族自居。日本移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雇佣中国农民耕作，自己则从事农业外的管理和经营活动，实质上成为东北农村新的特权阶层。
然而，历史往往有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吊诡现象。作为当年受日本殖民和战乱影响最深的地区，方正县今天也正在从这笔历史遗产中得到好处。《瞭望东方周刊》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遗妇遗孤”大批回国，并随后邀请中国的养父母和亲戚朋友去日本。从那时起偶然出现的中日间婚介业务，今天已蔚然成风，当地司机称每年有几百个本地女孩嫁到日本。日本游客和参拜者也络绎不绝。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地方民情，使得方正县对中国今天仍然潜在的普遍仇日情绪缺乏足够的敏感与警惕。为了纪念当年死于非命的5000名开拓团员，方正县收集了5%的250人名单便匆匆上马，没有公开表明这些人的具体身份，更无法消除人道主义和家国大义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结果激起了铺天盖地的谩骂。
事实上，除了缺乏“人和”因素，方正县的被动局面也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天时”不济。最早在微博上公开指责方正县立碑举动的留言，就将这件事和最近的动车追尾事故相提并论。称“一周前的温州事故名单调查不清楚，几十年前死掉的人名单调查的清清楚楚；反右、大跃进、文革死掉几千万人没有建碑，给侵华日军建碑……”一定程度上，方正县作为一个“弱势”的地方政府，成为了强势铁道部的替罪羊，也是更加强势的、为历史研究划出禁区的宣传部门的替罪羊。
（部分资料来源：李淑娟《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组织形态及对东北村屯组织结构的破坏》，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