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赶超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潮倾向的产生，不论好坏、正确与否，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这类“赶超”思潮倾向的背景则是当时的“大好形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国曾掀起了一股“大跃进”、“大发展”、“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热潮。当时舆论与政府的宣传内容为“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于是在1959年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全国上下在这个口号鼓动下，处处红旗飘扬，人人意气风发，到处“大干快上”。然而，1960年的巨大“自然灾害”使欲放的花苞瞬间凋零。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可能让人们客观地分析真正原因，于是只能归咎于“自然灾害”。改革开放后，又因时间已久远，于是只简单地归之于“"左"倾思潮”的错误，一了百了。至于这种“赶超”思潮产生的历史逻辑很少再有人去详究。
其实，这是一种民族浮躁情绪的历史冲动。在鸦片战争之前，尤其明王朝时代，中国一向以“中央王国”自居，到清乾隆年代仍然如此。但鸦片战争的炮火将中国从“中央王国”的王位轰下，从此，中华民族一直忍辱负重，任人欺压。但是，当情况稍稍见好，则洋洋得意，忘记自己的“身体”还十分虚弱，却要不顾一切去“赶超”世界第一宝座。由于这种“赶超”体现整个民族的光荣，极易鼓动人民跟从。因此，50年代末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提出“赶英超美”即获得全国上下响应。所以说，它并不是建立在实实在在可行的基础上的追赶，而是一种浮躁的民族情绪的历史表现。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现今这次“赶超”思潮的出现，虽然它的历史也同样是“大好形势”，但世界一体化的当代新历史环境，多了一种外力推动，这就是某些发达国家的虚假的恶意奉承，大大催化了中国民族浮躁情绪的膨胀。这种奉承首发于美国。
2008年下半年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首先提出了中美的G2概念，将中国捧到与美国齐名的高位。之后，美国皮龙公司公布一份调查称：有44%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主张"中美共治"论。”2009年，世界著名的高盛咨询公司则以一个权威身份庄重宣告，“中国将于202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2010年初，美国另一家权威机构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主管约翰·霍克斯沃斯又进一步称道：中国可能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全球经济实力将发生震撼世界的变化。届时，世界10大经济体可能依次是“中、美、印、日、巴、俄、德、墨、法、英”。报告还称：“到2030年中国可能遥遥领先美国，那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中国占19%，美国退到16%，欧盟15%，印度9%。”美车的《时代周刊》也附和普华永道的预测称“中国到202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英国《金融时报》则在2010年2月19日“地绿政治”一文也称“中国可能在2030年左右自豪地成为世界第一大体经济体”。福布斯网站则比其他媒体更“直爽”地宣称：“是的，中国已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此外，法、意、墨、西班牙等国也积极参与了奉承的“赶超”预测。
这些极度“奉承”的预测，其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近来我们的不少学者也参与了这场“赶超”议论，并且是更深地参与。他们已不只是根据累计发展速度来推算何时赶超，而是从理论层面论证中国赶超的现实性。
二、日本的赶超失败教训究竟是什么
宋文采用以史为鉴的历史对比视角写道，“战后的苏联和日本都曾挑战美国的第一地位，但均没有成功。日本既是最新的案例，也是与我们最为接近的情形。日本经济总量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超二超一"的最后冲刺期”。为什么会失败呢？大体有五个方面原因。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崛起强制收取的两次石油危机的“买路费”；日美之间的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日元急剧升值；宏观经济政策的失当；出现泡沫经济。“由此终止了日本长期经济增长，陷入了所谓的失去十年或二十年”。从1956年至2009年的53年中，历经了三个阶段的台阶的降，从年均增速的9.1%、4.2%下降到0.9%。最后总结说，日本困境可以称为“赶超陷阱”。
确实，宋文所列举的日本“赶超”失败的五个方面的基本原因，几乎是经济界人士的共识，似乎无可否认。但是笔者从历史学视角发现，日本之所以陷入“赶超陷阱”而告失败，远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的原因，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整体社会素质，日本在当时本来就不应该也没有社会实力去赶超美国。众所周知，只要是一个社会，不论是古老的或现代的，内部各组织均是互相整合、相互协调运动的，各种结构不仅是在同一质态下运行而且进度也均称。如果其中一二结构长期处在脱离原来的质态下运动，“我行我素”天马行空，必然出现不协调的相互撞击的“嘎嘎”声，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将导致这个社会的突然瘫痪！日本挑战美国第一的宝座，就是在整个社会内部结构发生混乱、相互冲突达到无法“容忍”的情况下败下来的。不妨冷静反顾一下当时的日本，其整个社会的现代组织、现代意识、现代科学理论基础及技术发明、法律体系、政府机构职能、政企关系、竞争的市场体系、群体的创新意识、文学艺术、党派关系、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及国际关系等等方面，比之美国社会均差之甚远！而且日本都不顾整体社会素质的落后，硬要在GDP一个单项上去挑战美国，每一步的挑战都使日本付出了惨重代价，且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积累的矛盾导致社会结构的长期混乱，终使整个日本社会在重不堪负的局面下“轰然垮下”，20年难以重振。这就是日本的真正教训。当年十分傲慢地买下的洛克菲勒大厦，又不得不奉还给美国！
冷静地、历史地观察当下中国，又怎样呢？我们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在这种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我们能去赶超美国吗？日本当年的整个社会素质远比今天的中国优良，还惨败了。我们还不应该接受这种历史教训吗？浮躁的民族情绪必须力戒。一百年也不要再提“赶超”！
三、“赶超”战略将扰乱国民经济运行
GDP是一个综合指标，一般情况下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民众富有、国家强大程度。因此，不仅国际上常用，就是国内省、市也都喜欢把它用来表明其政绩大小。然而，人们在用GDP时，却非常容易忽视它固有的三大缺陷。一是，忽视GDP质的内在差异。总量同是一万亿美元，甲方的高科技可能只占2000亿美元，而乙为7000亿美元，但从GDP总量指标反映不出二者质的差异，同时也不能反映出甲乙二者的产业结构差异的时代特征；二是，忽视经济的多种矛盾存在的对立化。由于GDP是按大数规则统计的，贫穷的与富有的、低产出的与高产出的、落后的与先进的都混合一起，因而必然会掩盖贫富、地区、行业以及城乡等差距。GDP的这种客观缺陷，却被人有意“报喜不报忧”，掩盖了越来越尖锐化的矛盾；三是，忽视对低产出GDP部门的投入。由于不同部门对同样的投入其产出的GDP大小不同，导致一些决策者盲目向GDP高产出的部门投入，有些项目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明明是破坏性的工作也被统计在“经济发展”的GDP中，最突出的如房屋拆迁，将本来不该拆迁的大楼拆倒，也计算在GDP中；一条刚建好的马路，在重建时，所有的用以破坏马路的人工费、汽油、挖土机、运输车拆旧，都要计算入GDP。浪费也可成为GDP。官场一年中数千亿元的吃喝也都进入GDP的“成绩”中。虽荒唐又奈何？可见，GDP指标有极大的局限性，它非常容易诱使人闯入误区，一些人甚至将GDP奉为万能的上帝，更为荒唐！
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使GDP增速变慢。为什么？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就是使我们腾出时间、精力、财力、人力，更多地从GDP高产出的项目转而投入到GDP低产出的民生工程中去，使整体社会经济组织协调起来，发展平衡起来，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增多起来，使天秤从倾向垄断与少数权贵转而倾向黎民百姓，使普通民众更加受惠。
毫无疑问，在这种“转变”面前存在着巨大的阻力，它来自人们残存的传统观念。众所周知，每当谈起本地发展变化时，人们都津津乐道本地近年来的GDP高速增长。省市县长在向人民代表大会作年终工作总结报告时，都将GDP的增速放在头条位置，大讲特讲，将现今的GDP总量与10年、20年、30年作对比，指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难堪的民生工程、社会治安、反腐倡廉、社会安定则讲得少之又少。上年的政绩是GDP，今年的头项任务仍是GDP。似乎执政就是为了追赶GDP，现今要让许多决策者主动降低GDP增长，等于要他们自贬政绩！太难了。因此，为了配合温总理所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国家战略的顺利执行，各方舆论均应给予配合，要对GDP的正确含义做更多的解释、宣传。既要指出GDP被广泛使用的理由，又要说明GDP使用的局限性，它不是万能的上帝。不要去鼓动对GDP的大小及增速的名次进行排列，不要让“GDP就是一切”、“GDP就是现代化标志”等GDP神话误导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