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通海大地震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
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43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唐山大地震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从当时的“主流”媒体（那时其实只有“主流”、根本没有“非主流”媒体）报道、宣传中，便可了解当时的“执政观念”。为对那段历史的体味、感悟更加生动、真切，恕我详引当时文章。
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标题前半句的“十二级台风”，是指一年前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报道说小靳庄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15日，《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解放军某部‘红一连’和灾区人民一起深入批邓》，文章说：“抗震救灾工作决不能只管粮和房，不管线和纲。”8月27日，《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提出“抗震救灾任务重，工作多，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地震震倒了房子，但不能震断我们思想上阶级斗争这根弦。”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9月7日，《抓批邓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1976年8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的短评《人定胜天》写道：“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此处用“乱子”一词颇有深意。原来，1956和1957年，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国内与有一些集体性事件发生，毛泽东这期间的许多讲话、包括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将这些事件称为“乱子”，认为“乱子”不可怕，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唐山地震三个多月前，群众抗议、反对“文革”的“天安门事件”被他们称为“乱子”，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此时再提“乱子”，一是强调“抗震不忘批邓”，二是强调“坏事变好事”。这篇短评结尾写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学习与批判》是当时地位仅次于“两报一刊”的杂志，有“小《红旗》”之称，但比“两报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