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它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它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鬪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树叶的市民
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份，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本文出自于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掳掠与共匪踞东北之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