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学生、校友昨晚发起“抗议港大818杀害自由集会”（看中国配图）
昨晚，在港大纪念国父的中山广场，举行了“抗议818杀害自由集会”。在香港政商主流逐渐被中国专权政治所侵腐，社会上群魔乱舞，对香港百多年传统的法治自由肆意践踏的时候，港大藉818这个丑恶事件，再一次由学生、校友高举“重燃港大自由之光”的旗帜，其意义已不仅限于一所大学，而是一次对香港法治自由的救亡运动。
香港百多年持续的繁荣稳定，依靠的根基就是法治与自由。中国大陆近30年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专权政治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是在公平法律之下，人人机会平等的自由发展，后者是在人治之下以特权给予小部份人盘剥绝大多数人的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谈判浮上枱面，当时《明报》与《信报》的社评，连续发表维护香港原有价值的掷地有声的文章。1984年，《明报》的社评写手查良镛和《信报》社评写手林行止分别把社评中与“香港前途问题”有关的文章汇集出版。其中查良镛《香港的前途》一书的封面上，印上“自由＋法治＝稳定＋繁荣”字样。这是香港社会中几乎人人认同的观念。当然，中共希望香港保持繁荣与稳定，并显然认为民主并非繁荣稳定所必需。（英治时不是也没有民主吗？）查良镛认为必需的是法治与自由。笔者的看法是：当主权从民主的英国转到专权的中国手上时，香港若不发展民主，那么法治与自由是得不到保障的。
回归以后，在民主不断受到中共打压的情势下，专权政治对法治与自由的侵蚀也越见明显。李克强访港三天，则是香港法治与自由，这个繁荣与稳定的根基面临崩解的危机大爆发。
毋须专业知识，仅从常识判断，市民就知道，禁锢学生，拘留一名身穿六四T恤的丽港城住客，几乎禁绝新闻采访，这些做法究竟真的是基于对政要的保安理由，还是为了避免政要看到他不想看到的事物和听到令他尴尬的提问？仅凭常识，我们也自然知道，署理警务处长说，拘捕丽港城市民不是因为他穿了六四T恤而是他不知多久前犯了微不足道的交通规例，分明是睁眼说谎言。凭过往经验，我们记忆中也没有任何更重要的国际政要访港，警方会有这一次那样如临大敌的布防。
但曾特首说警队专业，可以作为国际上“一个典范”；唐英年说有关违反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批评“完全是垃圾”；曾伟雄提出全无法律根据的所谓“核心安保区”概念，并说市民的示威权利不能凌驾政要安全之上；范徐丽泰说李克强来港送大礼，要大家“不要将自由用得太过紧要”；梁振英说，“我相信警方的判断能力”；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前天被问及国安局被指介入特区保安工作时，他重复唐英年说法，指这些指控“完全是垃圾”。
坦白说，笔者宁可相信特区政府受到中联办或国安局压力，才会有这种表现。因为这说明特区政府在压力下的无奈。李少光的否认，等于把警方违法执法、特府禁制言论的做法揽上身，变成彻头彻尾是向中央献媚而牺牲市民自由的特府施政了。
笔者想起了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苏东坡问佛印，看他像什么，佛印说“像一尊佛”；佛印回问苏东坡他像什么，苏东坡有意奚落他，就说，“我看你像一陀大便。”佛印微微一笑，苏东坡自以为占了便宜，但回家后却被他妹妹苏小妹点破：“佛书上说，心中有佛，则观看万物皆是佛。你看到一陀大便，你心中装了什么？”
当唐英年、李少光维护新闻自由、反对违法执法的言论看作是“垃圾”的时候，特府高层与建制派心中装了什么？不都是一堆垃圾了吗？
《基本法》第27条规定了香港居民的种种自由权利，第39条列入了两个人权公约，并写明：“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两个人权公约）牴触。”
依《基本法》，特府有保护市民自由的义务，而不具有作出违反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力。现在面临着一堆垃圾为了向权贵献媚、为了向权贵资本主义倾斜而不去保护而是去压制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全港市民应该如港大校长徐立之在开学礼所说：“必须保持警惕，维护大学自由，以及校园内外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是校园内外，也就是扩及全港市民，在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