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由城管及官员们导致的各种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都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的社会危机达到了沸点。中共腐败集团官员们前赴后继的狂贪，官员们利用手中无限的权力欺压百姓，违法乱纪，导致老百姓在生活中步履维艰，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从而使得民众对中共官员积怨太深，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一些官员在解决老百姓所遭受的司法不公及问题时，故意激化矛盾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维稳”成了中共执政集团首当其冲的目标，把一切中共视为“不稳定因素”的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访民、法轮功成员、大批忧国忧民人士、甚至是许多曾经参加中共革命的爱国老干部、老党员，通通监控及打压。对这些人采取极尽威胁和恐吓的手段，迫使其对社会无法产生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看出，真正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恰恰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在中共夸大其词的所谓中国已经崛起，经济发展前途无量，社会一片繁荣昌盛的膨胀意识下，官员们利用手中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任意伤害百姓，圈地占田、强拆民房，而官贵民贱的强盗逻辑又使得老百姓在遭受不公时，欲告无门，欲哭无泪！许多老百姓为讨公道，倾其所有，倾家荡产的辗转于各级人民政府，本来老百姓对于政府解决问题的期望值一直是很高的，但实际上 政府又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落差就会使老百姓对政府产生怨恨和不满。而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老百姓的信任，如果缺乏起码的公信力，如果大多数老百姓对未来缺乏信心，那么它导致的必将是不稳定因素！
值得庆幸的是，每一次的群体性事件在发生时都极具针对性，老百姓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8年6月末贵州瓮安的“6、28”群体性事件到今年的7月26日贵州安顺城管打死小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8月11日贵州黔西城管打伤市民（女性）从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3次发生在贵州境内的群体性事件，老百姓在围观过程中，都很有理性，他们与之冲突的都是公安、警察、城管人员。瓮安事件所焚烧的大楼是公安局和县政府，安顺和黔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有相似处，当警察介入，老百姓因为围观阻止不果时，所采取的也是推翻城管综合执法车和多辆警车，砸毁甚至焚烧。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老百姓都很有自制力，他们不伤害路人、不砸商店，很有理性的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及公道。安顺事件发生后，安顺市公安局已依法对打死人者刑事拘留，安顺市西秀区区委决定免去西秀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以及西秀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李建国的职务。黔西事件官方为平息民愤已经拘留了带队打人的城管队长，并将城管局长撤职，但此种轻描淡写的处罚结果，真的能扼制住官员们狂妄无知“老子就是法律”的暴虐之气吗！？
8月17日大连民众群体性抗议事件，大连 福佳大化的产品有毒性，一旦泄露，必然殃及居民。近年来，很多老百姓不断用各种方式要求福佳大化搬迁，但都没有结果。当老百姓能够考虑到大化毒性对民众的极端危害而向相关部门反映，希望政府能够拿出 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时 ，政府相关部门是置之不理，为了迫使政府拿出措施，数万民众走向广场集会示威，要求破坏环保的福佳大化搬走，此事轰动极大。在大连民众的群情激愤之下，大连市委、市政府决定福佳大化PX项目立即停产，并将被搬迁。
无独有偶，同一日，济南女狱警殴打修自行车的大妈激起民愤，遭千余群众围堵，民众高喊打人凶手跪下道歉。事发原因是修车老太太与这名女警发生矛盾，女警要求老人下跪导致事件升级！围观的数千民众愿意为一个老人高声呐喊并砸烂警车，从众多民众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是压抑了很久怨气和民愤！
这几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源头的不稳定因素都是因为拥有权力的人任意伤害老百姓而引起的，表面上看是拥有权力之人狂妄无知，欺压百姓形成了习惯。实际上真正的源头却是一种制度性的灾难，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政党，同样没有任何能力来约束自己的手下。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恶性循环中，官员们凶残暴力，利用手中权力伤害老百姓，就成了家常便饭！
从2月18日至今，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或被带走软禁，或被监控在家里，当局是下了大价钱的。我与丈夫廖双元每天24小时被10几个人轮番看守着，这些人每人每月1千多元的工资是要拿钱支付的，还不算每天的补助。到现在半年的时间里，花在我们身上所谓的“维稳”费，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
中共视维权人士为“不稳定因素”而非法乱花纳税人的钱，正是造成“维稳”费用超过军费的原因。可是中共自身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共却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让腐败官员们公然以各种理由伤害老百姓。事发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处理结果也是让更多官员无法意识到欺压和伤害老百姓的恶劣性！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践踏他人的基本人权，这无疑就是导致无数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和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