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覆，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
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编后议
档案解密好！
档案解密好！希望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档案是保存真象的，解密是公布真象的。要做到这两点，都不容易。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歌颂的“在齐太史简”，是用两个人的生命和第三个人志在必死的决心换来的。其实这片竹简只用了五个字“崔抒弑其君”记录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便使两位太史被杀。直到第三位太史仍然坚定地在竹简上照样写了这五个字，才使崔抒放下屠刀，无可奈向地让他的弑君罪行载入史册。
中共的档案保存了太多的罪恶。
任何国家都有事关国家安危的秘密档案，但事过境迁之后，已无关乎国家安危，便都应该解密，以供公众了解和研究。不过中共的档案中，除了真正关乎国家安危的材料以外，更多的是这个党见不得人的所谓“秘密”，这类“秘密”其实与国家安危毫无关系，因为它只是记录了这个党的罪恶。然而也正因为这样，当代的“崔抒”们便极端仇视任何暴露这种档案的意图。因此解密档案就是一件难事，它要克服重重阻挠。能够做到解密，确实是良好的开端。
这一次反右档案的解密，进一步暴露了毛泽东的阴险毒辣。这个罪恶滔天的暴君还有更多的罪恶隐藏在秘密档案里，还有“六四”血案的凶手，灭绝法轮功的凶手，以及最近汕尾血案的凶手，他们的罪行都会记录在档案里面，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部会晾在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档案都是自己写的。从中南海的勤政殿直到天涯海角的派出所，每个掌权者都该想想了：你们将怎样写自己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