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在1970年到云南农场的时候，首先的感觉就是很“左”。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军代表叫宋天明，就像一个太上皇，凶的很。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什么“划线站队”、什么“痛打落水狗”等等。在我们云南农场“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1974年的时候还枪毙了几个现役军人。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材料看：我们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这里不少是冤假错案。
说到奸污女知青的事就更加厉害了，据当时的统计，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还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我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到我们返城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在那里死了有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最终使我们知青开始“造反”的原因还有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我们刚去时候，就赶上了东风农场的大扩张。从原来的六个营（就是后来的分场）一下子扩展到十五个营。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这使我们这些17、8岁的年青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那里是我们希望的尽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怕。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真理。压得太久了就会反弹。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反抗情绪的大释放，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到了1976年2月，距逝世仅有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乡，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中止了它，又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呢？关键还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都错了。毛泽东那时最为忌讳的就是不许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了，岂能否定。最多做些局部的调整已经是尚尚大吉了。可惜，历史就是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就会带来无群的严重后果。
（摘自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30年以后答记者问（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