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是新学期的开始，莘莘学子回归校园，好不热闹。余波未了的香港大学仍是各界的焦点：自八一八港大百年校庆、李克强访港并大驾校园而引发对人权、新闻和学术自由的争议，几个星期仍然挥之不去，本栏也为此连续讨论了两个星期。
当学生、记者和社运人士高呼捍卫自由，以游行、示威和请愿等行动证明港人对自由的执着之际，有没有人真的问过一句：除了在重要时刻如六四、七一外，香港人何时会再走前一步，不单止是“捍卫”自由，而是真正的“实践”自由？
由捍卫自由到发挥自由的力量
捍卫只是最基本的防线。“自由”本来就是基本人权。真正善用自由的人，会培养出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从而开拓更广阔的视野。但在香港这片号称中国最自由的土地上，却越来越似奢侈品──只因奢侈，才需要捍卫。
八一八之后，专上学生联会向各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要求各大学承诺捍卫大学自主，而数间大学也发表声明，表示会维护学术自由。
这些站在道德高地的声明和响应，永远不会错，关键却是如何实践，而且不单是校方，还有学生。当自由受到冲击，有学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捍卫基本人权，其情操诚可贵。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待自由受到践踏而快将失去之际才热泪盈眶地站出来？而在集会之中漫骂之声又比理性的讨论和批判更为凶狠。平日在校园内，学子们除了最担心GPA过不过3.0、履历上有没有游学体验等可在职场增值的东西外，他们有没有充分发挥大学的核心价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自己的人生、甚至对整个世界作出理性的辩论和思考？
资深传媒工作者张翠容就在自己的专栏中指出了一个客观的现实：在校园内，严肃的讲座总是不叫座，除非讲者是政经或娱乐界的“明星”，如少女模特儿周秀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才能座无虚席。这本应体验了大学雅俗共赏、有容乃大的精神，但现实是，更多时是大家一睹明星风采后，就人去楼空，再无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此外，张也提到一个香港人普遍患上的疾病，就是“偏视症”──中国权贵的一言一行动辄得咎，而对西方的权贵没有同等的批判能力。比如同是香港大学金主的李嘉诚和索罗斯，他们同样具争议性，可是传媒和学生对他们的态度和待遇就有天渊之别。
没有全面的批判思维，不止是学生的问题，这反映了培育社会栋梁的大学、甚至整个社会也有根本性的缺陷，令我们享有自由而无从全面发挥它的作用。
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
大学的发展方针变得急功近利是不争的事实。以事件主角港大为例，现今的最高管理层几乎没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早在2006年文学院重组也令人文学科被切割得遍体鳞伤，当时就有“变相杀系”的声音。五年过后，今天形成了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传统而来最赚钱（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未来的出路）更强势，文学院形同虚设。大学即使在亚洲排名经常名列前茅，也难以如西方的文理商兼重的传统名校一样能成为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先驱。此外，学术自由还要讲求气节，可在不受任何权力影响下有自由追求学问。香港的大学，若与内地各大学相比，相对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道防线其实也岌岌可危。
另一名资深传媒工作者、前中央政策组顾问练乙铮在信报撰文指出：“革命者取得政权之前一定要渗透大学，之后还一定要颠覆大学，不然不能改造社会，巩固统治”。于是，除了有2000年港大民调风波（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助理路祥安透过港大校长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施压，要求停止有关特首及政府的民意调查）外，回归前后，各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当上全国政协（但现任港大校长徐立之仍未进身政协），挤身权力机关之列；今次李克强更指明要送礼给港大（可没有人深究为什么只有港大受惠？），由中央设专项资金每年让香港的龙头大学一千名师生到内地进修，而港大亦没有拒绝这笔捐助。
这些举动，令人不禁要问，大学的风骨哪里去了？校长们一一向权力靠拢、权贵的捐款也勿囵吞枣地收下，“自由”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交换的筹码。
大学可说是城市的灵魂，现在有什么大学，将来就有什么社会栋梁。说得浪漫一点，一百年前，香港这片自由之地（还有港大的前身西医书院）孕育了孙中山，继而改变中国的命运；而今天，香港仍是中国最自由之地，但我们可有再次影响中国的胸怀？若我们仍把“自由”当成宝物收藏，只在有人想夺走的时候才挺身而出，而无法将之变成长存的人文精神──对国家和世界也有人文人道的关怀──则我们的防线，终会有被攻破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