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连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温家宝再次高调谈政治体制改革并公开指出，扩大民主，“可先从党内做起，由党内逐步扩大到党外”，引发外界关注。耐人寻味的是，新华社在报道温家宝的行踪和讲话时，仅以一句话将其关于政治改革的表态敷衍而过。官方媒体对温家宝这一发言的冷处理，似乎也证实了外界的猜测，对政治改革这一话题：民间虽有呼吁，高层仍无共识。
在14日上午，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致辞中做了题为《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的演讲。就政治改革，温家宝说，应“坚持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与今年他在多个场合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表态基本一致。
14日下午，则是此次大连达沃斯会议的企业家座谈会环节，温家宝回答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企业家的提问，其中专门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话题。当时，达沃斯论坛主席、瑞士籍教授施瓦布提问说，“在以前的演讲当中，你曾经提出要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开放、包容，文化上进步和谐的国家。你还说，没有开放和包容，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富强。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达到这些目标？”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我讲过多次；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动，我脑子里想的实际上是我同全国人民的互动。因此，我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准确地、坦诚地谈出我对各方面问题的看法。”
温家宝藉此机会系统地再次谈了他对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温家宝说，“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其次，温家宝认为，应“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并且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让人民群众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都能够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低收入者甚至贫困人口还占大多数。为此，要重视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要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使之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其三，温家宝认为，应维护司法公正。他罕见地强调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温家宝说，“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公正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始终坚持这个方向。”他强调，“这一点也是早在3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要认真加以贯彻。”
温家宝专门谈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他说，“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主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温家宝说，“专门讲一下选举权，要扩大民主形式，要巩固村民自治。要相信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也能够管好一个乡，甚至管好一个县。现在有的地方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由村级选举向乡一级选举的试点。”温家宝甚至说，“在扩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可以先从党内做起”，他说，“由党内逐步扩大到党外，这样比较稳妥，也比较现实。”
关于选举向乡镇一级扩展的说法，是这次高层首次就此问题的公开表态。
对反腐工作，温家宝说，“反腐倡廉是我们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反腐败可以重点做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反对职务侵占。严禁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招投标活动，牟取私利。二是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这些年已经制定了一些制度，包括领导干部财产和家属子女在国外定居和经商情况，还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逐步从申报到公开，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监督。三是公开财政支出中的“三公”经费。从今年开始已经在98个部门实行了“三公”经费的公开，群众对此是欢迎的，但是感到还不够，还要根据需要逐步扩大范围，并且将公布的内容具体到项。
温家宝最后说，“在上述五项工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也是难点和重点的，就是有序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反腐败斗争。”他说，“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们就会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势群体得到帮助，使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温家宝这一带着抒情意味的总结，在中国关注社会时政的网路舆论群体中，引起了许多反响和支持，有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网民继续以“影帝”等说法表达自己的温家宝系列讲话光有表态，难见实质行动的失望之情。
温家宝的这次讲话在中国的各大官方媒体都没得到显著版面，但他的讲话记录还是因网路和电视直播在公众中广泛流传。此前的一次北京知识分子纪念中共关于建国后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有与会者说，“政治局谈经济，国务院谈政改”，被认为是对当下吊诡政局的精当描绘。温家宝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再度高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重提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明确要改变“以党代政”，他并提出政改五大要点，包括司法独立等等。海内外学者悲观的指出，目前温家宝所提出的政改只能是“空话”，但讲总比不讲要好。
温家宝此次两度提到政改，先在上午的开幕式上致辞，提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下午温家宝与企业家座谈会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说，温家宝上午的演讲是“一场重要的政治宣言”。对此，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首任所长严家祺说，“温家宝只是讲一讲而已，就是给他以后不当总理了，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名声。另外，他这些话本身是对的，他真要推动政治改革的话，也不是这么简单讲几句而已，要必须通过实际的步骤来推动中国的变化，但他讲比不讲要好。”严家祺说，“1986年到1987年，当时赵紫阳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5人研讨小组的负责人，温家宝也参与了这个研讨小组的工作，而且温家宝的主要工作是领导研究‘党政分开’问题，所以温家宝对‘党政分开’问题应该说是非常熟悉。而且写到了十三大的赵紫阳的政治报告里面去。”当年，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着手改革“党政不分”，当时取消了一些部委的党组，但1989年6月之后，就全面回到了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现在弊病越来越大。之后的十四大到十七大，“党政分开”再没有在报告中出现。今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高调重申“五不搞”，强调“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对香港《明报》表示，温家宝是首次将政改提得如此深入，但他也认为只是一种“表态”，官场现在是“表态文化”，温家宝的策略就是“能说就说”。
温家宝提到，维护司法公正独立和社会公平正义，是早在30多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党政分开”也是邓小平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而2010年8月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温家宝也提出“党政分开”，这是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到的。
著名宪政学者和维权人士张祖桦表示，温家宝意识到“以党代政”问题严重，党委在各个领域管得非常细，乃至可能管到互联网上某个人发的帖子，但根本制度不变，老说空话不能解决问题。张祖桦1980年代曾任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对于温家宝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基层选举和党内扩大民主，张祖桦批评当局打压基层人大参选人，以及现在很多做法，都是侵犯人权、违宪违法。
对某些舆论对温家宝的指责，有海外评论说，“即使饱受做秀的争议，甚至被戴上‘影帝’的帽子，温家宝的亲民和改革形象仍然是中共高层中最好的。”海外评论把聚集在温家宝身边的人个个都夸赞了一番，说温家宝的形像好、五毛打不倒的原因是“更得益于围绕在他身边一帮由专业新闻资深人员组成的形象策划班子。这个班子对温形象的营造、呵护，其专业程度和高效、精准，远远超过了中宣部。所谓‘影帝’的称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班子直逼好莱坞的专业素质和营造形象的能力。”海外评论把温家宝的形象策划班子说得神乎其神，“这个团队一改过去对中央领导报导中的严肃、呆板、单调和照本宣科，针对温家宝的形象，大胆进行策划设计，创新时政新闻报导方式，通过描写现场和细节、叙述故事来刻画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并越过常规，在报导中大胆地描述温的个人思想及鲜明个性，令读惯了中宣部那种毫无特色宣传中央领导的八股新闻的读者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一个亲民而有丰富思想内涵，饱含人文理想，忧国忧民而又屡受排挤、孤独无奈的总理形象，逐渐在大众面前建立起来。”
“知情人称，这个团队对温形象的策划和宣传，包括了温衣食住行的每个方面甚至细节。温家宝所有‘出彩’的地方，都几乎出自这个团队之手。无论是下矿井与矿工一起啃馒头，还是到病床探望季羡林大师；无论是给边远地区的小学生回信，还是在中南海接见农民；无论是在地方考察让工作人员故意补鞋，还是去北大当面点出校方安排好的学生代表；无论是仰望星空显示孤傲，还是引经据典展示胸怀；无论是制造‘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无奈，还是撰文纪念胡耀邦的‘神来之笔’；无论是替农民工讨薪，还是三次与网民交流；无论是对网友谈及自己患脑溢血的母亲，还是前后八次谈政治改革……这些都出自这个团队的刻意策划和深入报导。每次策划从开始设计，到实施，再到宣传，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他们“每遇到较为重要的报导，要展示温总理非同于一般中央领导的内心世界、思想内涵、亲民作风时”，也都“亲自捉刀”，他们“对新闻传播的方法了如指掌”；“头脑敏锐，了解民意，善于把握社会脉动，长于新闻策划”；有“出众的才华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国际上，此番温家宝对扩大民主的宣示，观察家们不约而同地把难产与滑稽这两个平时截然不同的属性描述糅合在一起。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时候，中国总理温家宝再次提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中国官方的中文媒体对温家宝在大连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予以低调的报道，但英国《电讯报》9月16日发表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的博文，以颇有黑色幽默的口吻描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难产又滑稽的现状。福斯特博文的标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否定中国人民合理的诉求。”在这乍看上去令人难免觉得沉重甚至困惑的标题之下，福斯特立即将这个话题轻松化：“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星期在大连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提出（又是再一次提出）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重复说了一年前在一系列讲话中所说的话。.……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哇，说句大实话，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就要全心全意开始政治改革了。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中国在向政治改革的相反的方向移动。”；温家宝大谈中国需要法治，“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年那么多的中国人失踪。因此，中国没有法治，除非你把中国要修改法律、让这种‘失踪’合法化也算作法治。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是超乎法律的，而且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制定的。”
假如说新华社报道的温家宝总理9月14日在大连所展示的中国政治改革前景是美妙的，美联社9月16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则展示了中国的严酷政治现实。目前，中国各地即将举行或正在举行基层立法机构（人代会）选举。许多中国公民按照中国的选举法积极参选，试图履行自己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民主权利。面对积极参政、认真进行中国民主建设的中国公民，中国各地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又是如何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呢？美联社9月16日发表记者克里斯托弗．波丁的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试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但由于执政的共产党试图压制对党的权力垄断的任何威胁，他们面对的是艰难险阻。”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科学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表示，（中国）独立候选人的人数大增，显示了中国人希望国家由专制和平地转向政府更加对选民负责。这就可能让这些独立候选人跟党发生冲突。他说，党的核心利益就是‘阻止任何会终结专权体制的事情。
日本《产经新闻》发表见解说，多年来在形容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中外观察家常用的形容词包括“难产”“举步维艰”“千呼万唤不出来”。但这一切似乎并不影响从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普通中国公民、到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见解。日本《产经新闻》发表在香港的三菱证券产业调查分析家稻垣清的专栏文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见解。稻垣清的认为，假如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干部的特权不破除，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国的前途就没有希望：“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干部可以得到国家提供的住房、厨师、专业司机，也可以得到家具、空调之类的费用。……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40年来持续变化，不变的是干部的贪污腐败。今年2月，中国铁道部长因涉嫌贪污腐败被解职，这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干部的腐败更是不堪入目。”；“在毛泽东时代，一般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如今，（干部与国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差异事实上已经不再受到上层的注意。假如不大力改革党政干部的‘特权制度，即将迎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就没有未来。”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官方面向中国公众的媒体对温家宝在大连发出的有关中国需要政治改革的讲话给予了十分低调、淡化的处理。官方权威的新华网显然没有专门的中文报道，但新华网用于对外宣传的英文版9月14日发出详细的报道，向英语世界的人们展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美妙、美好前景。新华网从大连发出的那则英文报道题目是，“中国总理具体提出政治改革的五项任务。”报道说：“温家宝总理星期三指出，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政府必须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总理指出，为了促进政治改革，政府必须完成五项任务，即依法治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腐败。温家宝表示，“在上述五项工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也是难点和重点，那就是有序地扩大民主，毫不动摇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反腐败。’”
为何用英文面对海外如此重头宣传，对国内却轻描淡写，是想忽悠谁呢？！
仔细研读温家宝回应瑞士人士的提问，可看到他本人对待当下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险情、走向以及对这个腐朽落后体制的认知是有一定系统性的，是经过长期体验、目睹、思考而得出的。然而，他这五点要害阐述，本应该由国家元首所认识、提出，才有份量、有指望。如此，温总理充其量是代表内部的不同声音。不过，中外的民间舆论已经昭然若揭。而民众的共识是极权专制必须终止，既是运动员，也是教练，还身兼领队和裁判，如此滑稽、说不清、理还乱，互相骗的腐朽、荒唐、落后的国体必须彻底改变。不改变这个体制，一切小打小闹都是扯淡、胡弄、自欺欺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脱离苦海，享有人的尊严与体面。
历史潮流不以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如同前苏联，几个人搞政变也没用，民心不再，历史前进的轨迹不允许，此即天意。与天意作对者的下场就是前“四人帮”第二。这不过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人们还应该记忆仍犹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