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在师范大学念历史系，读近代史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知道我们国人为了民族生存奋起团结抗战。各党各派，不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都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互相集结起来。就是方在对垒的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愿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职责。那时中枢即将其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嗣后依战斗序列，虽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一般人仍习称“八路军”，全部人枪成为三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总共有二万多名兵卒，列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这正是诗经上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的史实新印证，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奇突转变。因此我不禁发生奇想，以为这一个事变，如果永远结束国内的纷争，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更进而追想到中国以往一切内战的损失，若是都用来对抗外侮，那么日本帝国主义断不会如此的张狂猖獗！谁知曾几何时？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致中央抗战工作到处受到阻碍。到现在，共党又擅自篡改历史，说什么抗战是他们打的，尤其大事渲染“平型关大战与百团大战的大捷状况”。我对于这种宣传的真实性当然不敢妄加臆测。后来看到何应钦先生发表谈话，说平型关不是（共军）“第十八集团军”打的，而是国军第十五军打的……。这才稍微明白，然而仍是不得其详。
我有幸常陪刘茂恩老将军聊天：由民国初年的南北内战，谈到北伐、剿匪、讨逆、平乱、抗日、戡乱诸役，无所不谈；其中经历，很多不是外人所知道的。刘老将军，字书霖，河南巩县神堤村人，北京模范团（团长最初是袁世凯兼，继为黎元洪）第二期辎重兵科，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辎重兵科毕业，三十来岁就当了军长，历任总指挥、指挥官、绥靖区主任、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自从军以来，无役不与，可说是现代民国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而平型关之役，就是他亲自指挥作战的。
平型关，亦作平刑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偏北一百三十里，即旧瓶寨，音讹成为平型、平刑，乃通烨窨的要隘；西北连浑源县，东南接河北省阜平县界。
那时抗战开始不久，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底，平津后先沦陷。八月二十日，国防会议特将山西、察哈尔、绥远画为第二战区，以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刘先生这时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归大本营直接指挥，增援石家庄（在河北省获鹿县东南约三十里，平汉铁路经此，正太铁路以此为起点，今名石门市），又以南口（在河北省昌平县西北二十五里，当居庸关南，故名，平绥铁路经之）、张家口（今察哈尔张垣市）先后失陷，国军退守雁门关、平型关、阳方口（晋北要隘，在山西宁武县北二十五里）一带，晋北告急。我国山西省，表里山河，地势雄固，素称天险。不仅在古代战争中是用兵要地，即在现代战争中，也是同样重要，是一座天然堡垒，成为华北数省的脊背。所以在军事上，必须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敌军的行动，遏阻战区扩大。九月初，刘先生奉命驰援山西，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拨以一列兵车，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运所部军队；同时（共军）第十八集团军也调归阎锡山指挥，命其巡守平型关以遮断敌人后方连络线。
刘先生随乘兵车抵太原，即入城赴山西绥靖公署。没见到阎锡山；说是去雁门关督师，在关里靠山一个小村庄后面土窑洞设立“作战指挥所”。于是便去看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字次陇，山西省五台县人，时年七十一岁。赵氏告知：“八路军来了，帮打日本人。”刘先生说：“八路军能帮我们打日本人？那真是日头要从西边出来了！恐怕待日本人打来，他们就会乘之而入，捣乱我们。”赵又说：“你怎知人家不帮我们？不要乱说哟。”随同去的一位营长陈宝山在旁听到，很不耐烦，就愤慨的对刘先生说：“对他（赵）讲：有我们，没他们（八路军）；有他们，无我们。”这是十五军非常清楚的是非观念与决断的精神。赵氏坚留晚宴，以表欢迎之意，藉示地主之谊。这时正是阴历八月中旬，也是北方秋高气爽的时节，万里无云，月色分外皎洁，只见来人多是穿列宁装。入座后，赵戴文首先介绍朱德和刘先生两人认识。刘先生当面把朱德压了一辈，说：“玉阶！你应该称我五叔喔！”朱德楞了一下，刘先生继续说：“你和我侄儿献捷是拜把子兄弟，我两孙女都在你跟前寄著，是不是？”朱德连称“是！是！”刘先生又说：“这样你应不应该称我五叔？”朱连说：“应该！应该！”（按：朱是四川省仪陇县人，时年五十二岁，云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至德国留学，时刘镇华长子刘献捷正在德国留学，异国相逢，结为盟友。）于是各军传出刘茂恩是朱德的五叔，不知情者难怪要莫明其妙了。随后赵戴文让大家各个自我介绍，由刘先生起首；刘先生说：“我是十五军军长刘茂恩。”他们都征了。接着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及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由于双方多年对打，乍然相逢，空气竟一时沈寂下来；还是刘先生举著酒杯先开口问道：“那一位是徐向前先生？我们来干一杯！”徐向前原名象谦，山西五台县西南三十里东冶镇永安村人，南距阎之家乡河边村仅十五里。他瘦高个儿站起来答说：“我不能喝酒。”周恩来像个老狐狸精，凭恃他早年在黄埔军校任过政治部代主任老师辈的身份，急忙凑上数语，叫徐向前喝下，说是到了你的家乡，应该多喝几杯才是，还说：“就是死，也要喝。”两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干了几杯汾阳名酒。徐向前怀着鬼胎带着酒意，忽然问道：“刘军长！你的大炮还有没有了？”刘先生答说：“有！──那是山西造（太原兵工厂），阎先生给的。”徐说：“当年土桥铺之役曾伤亡七千人；好厉害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餐饮中，刘先生感慨万分，大概是想到彼此以前是相打了十来年的对头，如今竟然成为同一战线上对外的“战友”，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再怎么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宴毕离去。刘先生即乘火车，转同蒲铁路北上至怀仁县；闻大同弃守，即下车赶往占领平型关以西一带阵地，依临泰戏山构筑工事。泰戏山在繁峙县东北一百三十里，上有平型关。
土桥铺之役，系民国二十一年冬，追剿“红四军”徐向前的战争。土桥铺在湖北省樊城东北。当年第十五军政训处处长徐会之（湖北黄陂人），与徐向前在黄埔同学时颇为要好，尝言“徐败逃太快，追不到；若能追着，可以劝他投过来”，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土桥铺之役后清理战场，他报告伤毙匪军至少六七千人，证明徐向前说的话不假。但刘先生恐怕夸大，命报四千人。按：此役生俘五百多人，掳获步枪五百多支；十五军伤亡五六百人。
说来平型关之役，刘先生以十五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以过于辽阔，军部驻在平型关后小冶镇上。先是派十七军担任平型关守备，谁知在南口被打垮，到军部报到官兵只有八十三人，乃安置在十五军后方收容，后来勉强凑合了不到两千人。左翼是第三十三军，占领大小石口阵地，而（共军）十八集团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所以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敌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早已跑开了，林彪部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九月二十三、四日，敌军来攻，十五军给以严重打击，第二营（张全兴）官兵均受伤；幸第一营（陈宝山）及时增援，牵制敌军，予以夹击，才把日军打跑。以后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幌一下就逃之夭夭。嗣以敌人从北楼口以西七十二里处左翼大小石口、茹越口堡（在繁峙县北六十里）突入，迂回威胁平型关我军的后方，致功败垂成。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竟然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的噱头，想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命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后来刘伯承破坏同蒲铁路不成，便到洪屯公路（洪洞至屯留两县间的横贯道路）骚扰。这时刘先生的第十四集团军驻扎在洪屯公路以南地区。刘伯承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需要这个地方。”刘先生便警告他：“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刘伯承知道刘先生当年剿匪的厉害，给他们的教训难忘，从此他不敢过洪屯公路以南地区。刘伯承因为眇一目，绰号“刘瞎子”，又叫“刘单眼”，周恩来称他是共军中打硬仗的，有股猛冲的蛮劲，其实是欺弱怕强的狡黠之徒。
平型关之役，高桂滋的第十七军从南口作战下来，损失很大，正在十五军后方休息，等待补充，故未参加此役；第三十三军在十五军左翼，并未发生战斗情况。大概是十五军调至山西归阎锡山指挥，因此报捷时，必先呈阎转报，阎就此加上其部将孙楚的第三十三军，想必顺便拉入高桂滋作陪吧。后来甚至有写成十九军、三十四军，与事实都不甚符合。到现在，共匪随意改写历史，极力渲染平型关之役是他们打的，大吹大擂，这实在太离谱了！他们的战斗本质如何，战果多大，好在当年指挥此役的主将刘茂恩先生是最好的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