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似乎盛产“反革命”，随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看，何处不是？反毛、反共的是“反革命”，不反毛、不反共的也是“反革命”。老的是“反革命”，少的是“毛革命”；男的是“反革命”，女的巴是“反革命”，读书的娃儿是“反革命”，不读书的娃儿也是“反革命”。反正遍地都是“反革命”。
毛泽东喜欢“反革命”，认为“反革命”愈多革命形势愈好，“无产阶级专政”愈巩固。何况送他们进入监狱或劳改队，挣来的比消耗的多得多，是个很划算的买卖。及至“革命”发展到1958年，缺衣少吃的“大跃进”年代，“反革命”多是肚皮惹出来的，说得直白一点是饿出来的。
毛说得不错，“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那吃饭也是一样，仅管嘴上说“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生活好幸福”，可肚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是咕咕叫：我饿，我饿。饿了就要说话，说话就有牢骚，有牢骚就是“反革命”。
省四监狱犯医陈平戈、万应刚，就是这样当上“反革命”的。而事情发生的那年，两人还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足18周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不该判刑的。共产党有的是办法，不足18岁怎么了？关你两三年不就十八岁了。两人就是这样，足足在看守所里关了两三年后，才拉出去判刑的，且是无期。说来荒唐，那可是毛泽东“治国安邦”的政绩。所以它“光荣、伟大、正确”。
他们犯下什么滔天大罪？是奸了皇帝娘娘，还是肏死了公主，再不弑父杀兄？可什么也不是，善良安份，严守共产党的一切规定。陈平戈是个典型的农村孩子，聪明好学，勤奋求进，喜欢文学也热爱绘画，沉醉音乐也向往书法，反正学一样成一样，四邻八村的人一提起他都竖起大指拇说：这孩儿长大定有出息。他和陈毅元帅是同乡，四川乐至人。
听父辈说解放前的农村虽是地主富农在统治，不论佃户还是长工，一天干完活下来白米干饭尽肚皮装，哪有定量一说。于是他觉得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一天放牛和几个孩子串在一起嘀咕，听家里大人都这样说，于是对新中国有了不满。有了不满就要发洩，怎么发洩？一个大的孩子提议：我们结拜兄弟，“反满复明”，回到解放前。他们哪知这四个字的厉害。一个拜把孩子的叔叔是公安机关的，他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这自然是个新动向。不知是为了保侄儿还是立功，孩子们全抓进了看守所。为首的是个富农家的该子，自然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弄到村里去斗啊捆啊，还钉了三天“活门神”。什么是“钉活门神”？就是赤身裸体把人贴在门板上，用铁钉把四肢钉上。孩子自然顶不住，按照公安机关要求画上押打入死牢，到年满18岁时再杀掉。陈平戈出身小土地经营者，不是“地、富、反、坏、右”之例，留下一条命，两年后的1961年才拿到判决书，送来监狱“改造”。
沪州长庚宫省四监狱规模不大是营级编制，那时医院叫卫生所。所长姓张，是监狱一把手郭教导员的妻子。她虽不怎样懂医，对人还厚道，有点同情心，见他还是个娃娃，带他到了卫生所习医。
万应刚也一样，自幼喜听古书，是那种恨贪官不恨皇帝的典型娃儿。毛泽东“发高烧”逼着全党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浪费人力资源，压稼烂在地里，造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好端端的农村田荒土废，饿殍盈道，公社食堂无米下锅，一日三餐清如流水。农民一个个瘦得像干笋，公社干部却胖得似肥猪。村村死人，镇镇出丧，好些地方还发生“人相食”的惨状。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认为这是下面干部背着中央胡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不知道。
他是高中生，仗著文笔好，连夜向北京写了封近万言的告状信，述说眼见目睹的悲惨事情。在封建时代纵然再昏庸的皇帝老倌也不惩办上书人，认为百姓受了冤屈，能写信向他陈情是天大的好亊，不但落实查办，还旌表告状了。想不到“东方红，太阳升”号称“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却视为是对“现实不满”，定会顺藤摸瓜，查过底朝天，告状不是揪出来批判斗争，便是作为“恶攻罪”抓进监狱。此信自然层层下转，最后转到县里，县里呈报书记。书记一看肺都气炸了：这还了得！竟然有这样丧心病狂的阶级敌人，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的三面红旗”，立即批示公安机关限期抓出写信人。好在那封信上未落名、落地址，查起来还真麻烦。公安局自有“愚公移山”精神，“打硬仗”的过硬本领，全县排查，凡能写字的人都要作翻交待。
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不少时间，终于从邮戳、笔迹上找到了他。立即五花大绑抓进看守所，他不服气，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事实，有根有据何为诬衊攻击？他慷慨激昂抗辩力争，可有什么用呢？一顿饱打自然歇气销声。最后法院认定他犯有攻击“三面红旗”和诬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之是他地富子弟，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时年不足十七。送来省四监狱服刑改造，也是这位张所长起了恻隐之心，看他小小年纪，聪明伶俐，也收到了卫生所当见习医生。两人虽是娃娃，性格各有千秋。陈平戈沉稳少言，万应刚和善多笑。犯人都按姓氏尊其为“医生”，其实还没有正规卫生员水平。
卫生所设在女队所在的院子里。这个院子的构建是两层木结构的房子，上面住女犯，下面是图书室、理发室、卫生所，女犯进出有个楼梯，楼梯口日夜有人把守。
1964年国庆和1965年“五一”，我参与监狱编写墙报，和两人有过接触，但不知案情，以为是一般偷鸡摸狗的刑事犯。后来弄清楚了真大大地吓了一跳：我说自已冤，可他们比我更寃哩！他们可能从刘万生管教口中得知我是全省的“大右派”，且是毛泽东钦点的“七君子”中的“一君子”，有点“起敬”。陈平戈喜欢写作，总想找我交谈，到处是眼晴，怕人“打报告”。一次他来中队发药，趁人不注意悄悄问：黄老师，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真有本事啊！能当记者不得了。
我自来不骗人，老实回道：我没有上过大学，是自己学的。他惊了：自己学的？还能当记者？听刘管教说你文章写得不错，能教教我吗？我道，写文章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全靠自已钻研。他点点头，有所理解似地说：写文章的人脑子活，靠联想，不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全照书本。我笑笑道：所以容易犯错误，要不是因为文章事我还来不了这里呢！他不同意说：我不写文章还不是来了。我只好望着他干笑，能说什么呢？但仍不知他犯的什么“罪”。
调来医院后虽说天天见面，吃饭也在一起，但他是门诊坐堂医生，吃了早饭去监狱门诊上班，中午回到医院慌忙吃毕午饭又去监狱门诊上班，下午关闭门诊回医院吃饭，饭后很快回到寝室看书睡觉，难有閒聊时间。
门诊医生每天要接触上百病人，诊断处方打针给药，事情十分繁杂，最难处理的是出具假条，弄不好要挨批。犯人总想逃避劳动借病假休息，狱吏却希望犯人一年干到头不吃不喝更不要休息。作为狱医自然同情犯人，但不敢违抗狱吏意图，难就难在这里。职业是人道的，环境是恐惧的，小小年纪的他们，被折磨得过早的成熟。一个晚上我值夜班，他代医生查房，只有我两人在一起，他突然悄声问我：黄老师（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什么是罪啊？我一下愣了，不知该怎么回答，想了半天后道：杀人、放火、抢劫、偷盗，或是强奸妇女、欺负弱小……他点点头，表示认可，但又问一句：你犯了这些吗？我摇头，默然一笑道：思想出了毛病。这下他笑了，嘟嘟自语：我也是思想出了毛病。
一个刚进中学的孩子，思想上出了什么毛病呢？其实不是思想出了毛病，是肚皮出了毛病。十五六岁的孩子吃长饭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爹妈哪有东西给孩子吃？“低定量、高付出”，是六十年代毛泽东建国的策略。作为一国之君，他关注的不是人民的死活，是争当第三世界“丐帮头目”，大把大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撒啊撒啊！我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非洲狮子亚洲牛，都来吾国把贷求。
君王慷慨皆应允，为争一个丐帮头。
民不聊生失根本，花花银子往外流。
怨声载道多反抗，反诬祸起阶级仇！
他不心疼老百姓可心疼，骂他的话无处不是。老人们说，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哪朝哪代吃饭有定量一说？纵是秦始皇也尽肚子装。“东方红，太阳升”，太阳升起来了，大家却饿得白鹤伸颈。要不顺从饿死，要不反抗杀死，那年头老百姓的出路就一个字：死。
他们俩为了求活，在监狱里无声无语关押了十几个年头，从不敢有句怨言。听说夜夜噩梦，惊骇不已，醒来一身冷汗。黄金般的英姿少年，全是在血腥的恐怖中度过。整整十五个年头哟！毛死，“四人帮”倒台。中国政治态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众多冤、假、错案先后得到纠正和“平反”。1982年他们成为正式狱医，还有了警衔。2004年陈平戈提前退休来北京，做我孩子的家庭教师，执教负责严而不苛，教语文、美术，还有毛笔字，算得上人之师表。他的那些故事，就是在这个宽松环境里谈出来的。可当我回归书斋，投身反右维权抗争，他却怯懦，怕卷进政治旋涡，慌忙回到宜宾去。因为可怕的往事总在他脑海里闪现，难以消逝的恐惧阴影仍缠着他，因为那邪恶的神像还挂在国门上，万一他复活了怎么办？
万应刚的冤案也得到改正。听陈平戈说，他不愿穿警服，回到高县月江镇街上开了一个私人诊所，过着清贫日子。2006年我去宜宾专程看望过他。他仍言谈不多，像过去一样总是笑眯眯的。不过这笑，不开朗，心中似有无限的隐痛。难怪啊，也走不出那恐怖的阴影，这就是现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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