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一次沪上的新闻业座谈会上，《财经》杂志资深调查记者杨海鹏说，有三个上海：光鲜亮丽的上海、权贵统治的地下上海，还有新闻记者笔下的上海。
最近一年来，身为《财经》杂志上海分部负责人的杨海鹏，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稿子，他的微博就是他的作品，也成了他的武器。
除了以“上海异闻录”的名头爆料，不时透露一些地下上海的权贵高官秘闻外，一年来，尤其是最近四个月来，杨海鹏微博主要的内容就是救妻，她妻子梅晓阳涉入了一起受贿案，他为妻子呼救，调查围绕此案的种种政商网络、司法不端。
9月19日，梅晓阳案在闵行浦江法庭开庭，十几家媒体、上百名网友来到偏远的该法院要求旁听，在中国大陆的微博客上，此案也成为当天最热的新闻。
梅晓阳，高级工程师，曾系上海市园林设计院规划设计部主任兼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是园林设计院技术与经营方面的骨干。
去年7月14日，她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同月28日批捕，当年9月21日，获取保候审。
据检察院的指控，梅晓阳任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期间，利用负责该院对外发包设计业务的职务便利，收受外协单位“境汇公司”胡曙光，“易亚公司”俞昌斌，及“易中公司”谢震纬给予的现金及美容消费卡，共计120000元。
在辩方律师的取证笔录中，三名检方认定的“行贿者”均否认在工商局及检察院的供述，认为这些说辞，均是在非法拘禁状态下形成。他们并未行贿梅晓阳。
相关证人均表示，他们是在徐汇检察院及工商局“联动查处”中，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被参与行动的双方人员搜查办公室，抄走帐册及项目文件。涉案“证人”被非法拘禁于徐汇区工商执法大队，谢俞两人近40小时，胡达7小时。
而讯问人却假扮成工商人员的检察院反贪局干部。三证人均表示，检察院曾以免除处罚，及工商罚款，要求他们提供梅晓阳的犯罪证据。在三人经逼供作出笔录后，徐汇区工商局再以“承认行贿”为名，要求他们接受10万到200万不等的罚款。
此外，三人所经营公司工商登记均不在徐汇辖区。徐汇工商局称，他们是接受市局指定，调查相关案件。在相关人士表示无力承受巨额罚款时，徐汇工商局要求他们可以减少交付数额，但工商部门不开处罚书及罚款单据。
在三单位抗拒缴付罚款后，徐汇检察院反贪局人员走上前台，曾上门催付工商罚款，一般认为，徐汇检察院的办案者可以从中提成，这一过程被受害者录音录像取证。
此案细节，尤其是检察院与工商局“联合办案”的非法情形经杨海鹏披露后，上海徐汇检方面对着不小的压力，几次推迟了开庭，在上海市政法委的协调定调后，此案由闵行区检察院接受，但基本仍以徐汇检察院的案卷及证据为依据继续起诉。
19日的庭审中，控辩双方立场落差极大，庭审持续到当晚9点多，未能当庭宣判。庭审中，嫌疑人梅晓阳则对办案过程的非法程序作了抗辩。据她的说法，7月13日18时，她被园林集团纪委找去谈话，此后，检察院即以涉嫌受贿名义，于24点带至检察院连夜讯问，要求她承认，经济往来与分包设计项目有关，属于受贿。
13日梅晓阳已工作一整天，在纪委接受6小时讯问，在检察院又接受连续12小时讯问。梅称，在14日九时前，审讯室录音录像并未开启。检察院人员对疲劳己极的她，采取了逼供及诱供的方式，以换取“自首”。
但庭审中，对控方提出的检方非法取证等指责未予深入调查。而庭审最大的争议则是证人的出庭问题，多达7名的辩方证人，因法庭拒绝传唤而被拒绝在浦江法庭门外，法庭并未说明拒绝的理由。
虽然现行中国刑事诉讼法有证人出庭的明文规定，但法院对辩方传召的8名证人，仅接受了谢震纬一人出庭，其他7人则在法庭外无法出庭作证。
9月19日出庭的证人谢震纬在庭审中，对检方在取证中的非法拘禁甚至涉嫌刑讯的细节，做了明确的证言。未能出庭的7人，包括此案中，被指对梅晓阳行贿8万元（最大一笔）的“境汇公司”负责人胡曙光。
除了取证瑕疵外，庭审过程也显示，控方所谓行贿事实并不存在。杨海鹏认为，此案发生在上海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投资告一段落时，尤其有代表性。
按199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政策，及2001年上海市发改委有关规定，像上海园林设计院这样的企业，主要资产是设计人员的技术，固定资产有限，属于国资退出的范围。
而由于上海房地产起飞，上海园林设计院利润丰厚，其上级公司上海园林集团在MBO问题上，一直与设计院冲突。2003年，因园林设计院领导意见相左，园林集团曾找徐汇检察院调查前院长周在春，使改制搁浅。
2006年改制重启，又因上海社保案搁浅。以后由于世博工程量大，上级单位建工集团及园林集团，答应在世博会后，再次启动改制。
2009年4月，上海经济主管机构将园林集团等30几家下属公司整体转让给“上海建工”。园林设计院改制梦碎，院长朱祥明带梅晓阳等提出辞呈，欲往东华大学教书。
上海建工及园林集团，一边游说东华大学拒收有关人员，同时对园林设计院领导班子，在徐汇检察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立案。2010年5月，梅晓阳见集体出走无望，在广东棕榈集团邀请下，拟辞职担任棕榈集团设计及公共项目总经理，该公司当时希望梅为其延揽设计人才，也因此引起园林集团的母公司上海建工的注意。
杨海鹏认为，上海建工集团与检察院之间，早有相互利益的输送。本世纪初，检察院有很多检察官通过司法考试，辞职为律师，为稳定检察官队伍，建工集团旗下的房产公司则为检察院提供低折扣商品房。在他看来，当前，上海“吊车经济”步入尾声，高级技术人员欲流动，检察院则滥用公权“维稳”，以此作为回报。
杨海鹏还在微薄上指控，上海建工集团的总裁陈伟良应对此案负责。据他的调查，获得世博会园林总承包的荷兰尼塔公司，虽然被官方称为是“自由欧洲顶级设计团队联合而成的国际综合设计公司”，其实是上海建工集团与部分上海高层注册的“邮箱公司”，在荷兰籍籍无名，仅是高官用来套取巨额公共投资的马甲。
杨海鹏说，“上海地下，存在一个隐蔽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游戏规则，与面上的不一样。隐蔽的城市，也存在着隐蔽的司法，它缠绕着公开的司法程序，里面的司法人员，做着发财的生意。”
他说，“相信我，在这个城市，很多都是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