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报道，日前美国会参议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该案以所谓“货币失衡”为借口，将汇率问题进一步升级，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严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严重干扰中美经贸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美经贸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鲜明特征，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众所周知，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2010年6月中国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7%。中方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方敦促美国会有关议员从中美经贸合作大局和美自身利益出发，正确理性认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停止以国内立法手段制造问题向中国施压。中方呼吁美方摒弃保护主义，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以实际行动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新华网说，每当经济低迷，每逢选举临近，美国国内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会变得不绝于耳。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众议院投票通过主要针对人民币的《以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当时就有报道说，这一轮对人民币的施压将在选举后暂歇，直至来年大选临近。果然，眼下美国选战趋热，人民币汇率又成了“靶子”。新华网承认，将施压人民币的议案同推动美国就业、贸易挂钩，显然会赢得部分选民的好感。但这个议案又是一项经过粉饰的损人不利己的空案。新华网解释，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即使大幅升值，也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人民币汇率不能、更不会在外部压力下盲目升值；美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单方面惩罚性手段不但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规定，而且会加剧贸易争端，祸及中美双方的贸易和经济。
其实，新华网的文章很值得怀疑。其它不论，仅就“每当经济低迷，每逢选举临近，美国国内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会变得不绝于耳”就不是事实。人民币汇率问题很久以来就是美国民众关心的问题，而且美国政界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该问题的追究。因为民众强烈关注，作为民选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当然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不可能每分每秒都向中国施压。但至少，该问题并非“每当经济低迷，每逢选举临近”才“不绝于耳”。
比如，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并非“经济低迷，选举临近”，但美国政要照例将人民币汇率又成了“靶子”。而且当时（1月14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14号为6.5896元兑1美元，创下汇率改革以来新高。但许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人民币被压低了15-40%；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再度呼吁中国有必要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盖特纳发表演说称，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低估，这对于那些遵循市场决定汇率机制的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困扰；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及削减政府贸易补贴，并要求停止侵犯知识产权。盖特纳还表示，中国若不加快改革步伐，将影响中国扩大投资美国市场的进展。对此，新华社则指称，美国人为干扰中国企业投资，对中国企业存在歧视。
对于人民币目前的汇率，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指出，这是人为干预下的汇率，是一种损人损己的汇率，他认为人民币应该顺应市场机制升值。茅于轼说，“因为现在的汇率是人为干预的，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的汇率利人利己，人为干预形成的汇率损人损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理事张大军也表示，不同意新华社的说法。张大军说，大陆很多企业到美国，当然有政治目的的，因为中国企业是控制的，肯定有间接的政治目的，党给他们交代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任务，比他们赚钱更重要。
对于汇率，财经专家指出，自由汇率能够合理配置资源，使得国际分工，对大家都有好处；反之，坏的汇率则会扭曲国际分工，使大家都受到损害。债台高筑可说是当前各国的通病，“以债养债”是最常使用的手段，这也可说是“债留子孙”的同义语。还有一种减轻债务的方式，那就是增加货币的发行酿成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通货膨胀是百物齐涨，而且是大涨并持续一段时间，此时持有货币者以货币购买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就大量减少，也就是“货币购买力下滑”的写照。那么，这就等于“所得减少”，也等于被政府课了税。这个时候借钱者（也就是债务人）以金钱数量表示的债务，其价值减少了，也是债务减少的表示。因此，拥有印钞票大权者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大印钞票，进而制造通货膨胀来向持有货币者收税而不为人知也。
这种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图利债务人的方式，可用“窃盗行为”或者当今路人皆知的“五鬼搬运法”来形容，而总体经济学创造者、当代最知名的已故经济学家凯因斯曾将此法推荐给法国。这两个词都可从已故的蒋硕杰院士（辛亥革命元老、原国民党内政部长、安徽省主席蒋作宾之四子，生于上海；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文章中所说的。
蒋硕杰在1982年7月18～20日刊于台湾《中央日报》的“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一文中，很明白地说：“在通用货币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制货币的国家，一般人民及厂商要想得到一些货币以供行使之用，必须先从事一种生产或服务行为以赚得相当价值之货币。其所赚得之货币，即是他对国民生产的贡献之指标。他们以如此赚得的货币来购买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行为应得的成果。”
也就是由于这样的体认，蒋硕杰很自然地顺势将“五鬼搬运法”这个名词推了出来。他说：“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吗？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这种法术，费景汉教授曾称之为凯因斯的魔法。其实这绝非凯因斯所发明，在我国两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过。就是汉文帝在他老糊涂之后，曾经因为听说他的嬖佞邓通依相法当饿死，就特地赐他一座铜山，并准他私自铸钱。这就等于特许他使用‘五鬼搬运法’，任意搬取别人财物一样。因为别人辛苦生产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铸的钱，就可以取得。这种特权自然是众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轻有为的景帝即位后，就迅速将他的特权取消，并且将他那份富可敌国的财产，全部籍没，使他最后还是饿死街头。”
在提出“五鬼搬运法”之后，蒋硕杰再生动地导出“金蝉脱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现代的邓通们聪明得多了。他们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钞票的特权，而只怂恿政府银行去大批增加货币供给，用极低的利率来贷款给他们，由他们去使用以购取财货。其结果也同样的能以非从事生产所获的新制货币来攫取别人生产的结果，而他们却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们一笔低利贷款，就远远超过汉朝邓通一辈子可能铸造的钱。至于他们因此积欠银行的负债，他们另有一套‘金蝉脱壳之法’来解脱。”这么巧妙的偷天换日法术，蒋硕杰指明是凯因斯引介出来的，蒋硕杰说：“这一套法术，虽然也未必是凯因斯所发明，却曾经由他推荐给法国财政局。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府曾因战费欠下一笔庞大的公债。这公债的利息与还本，成为法国或政府战后财政上极沉重的负担。凯因斯在他当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建议：假如他对法国财长藉箸代筹的话，他一定要故意制造一场强烈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大幅度的上涨，那么这笔战时公债的真实负担自然也随之减轻了。我做学生的时候拜读了这篇文章，深怪这位大师何以竟如此充斥着野狐禅气息，所以始终对他的理论颇存戒心。”
其实，这种情况迄今似乎也没什么大改变，反而可能在“尊重市场”这个美丽口号的屏障下更尽情使用凯因斯传授之法，毕竟“可见之手”的调节就是“权力”同义词，怎么可能舍弃呢？何况指责施用五鬼搬运法容易，但要举证却夸夸乎其难也。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上演的金融大海啸也只是历史重演而已，其根源就是误解货币、滥用货币、滥发货币，如今也还是纾困印钞救市当道。近观中国目前波及百姓日常必需品的通胀。大陆能够以低廉的原料、人工成为“世界加工厂”、抢夺到他人的饭碗，同时换取惊人的外汇储备。对内，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却高于发达国家零售价对内销售。
这一涨一降之间背后的社会财富流向，在民众毫无察觉下，流到哪里了？
互联网上有则笑话故事，说一美国人2010年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了68万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花了18万人民币。2011年他要回国了，到银行换钱，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升到1：5，他用剩下的50万人民币换了10万美元。免费在中国玩了一年，他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这个故事挺能说明问题，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好处。
但故事还有续集。续集是：一个中国人也有68万人民币（10万美元），他准备用这钱买车、去美国旅游。他用6.8万人民币换了1万美元，剩下61万留着买辆奥迪。在美国逛游一年，他发现美国同样的东西比中国要便宜许多，买辆奥迪A6只要4.5万美金。2011年他回国之前，叫家人把61万人民币也换成美元。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升到1：5，他换到12万美元，买了奥迪A6还剩7万五。一年下来，他车也买了，美国也游了，还剩了37万。
当然，两个故事在现实中都不太可能。美国人要把1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美国政府不管，中国政府会特别欢迎；而中国人要把68万人民币换成美元，美国政府仍然不会干涉，但中国政府就不许了。中国人即使有钱，在美国买了汽车也不行，越洋运费不说，还要交25％的关税。
故事归故事，但故事中的道理，对人民币汇率、购买力和中美物价倒挂，都有直接的意义。多年来人们发现，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同时，又对内贬值。中国百姓没有享受到货币升值带来的好处，如国际购买力提高，却尝尽了人民币贬值、通货膨胀、国内购买力下降的坏处。
虽然大陆当局极端的不情愿，但迫于西方压力，人民币还是扭扭捏捏的小幅升值。但与此同时，国内通胀的压力持续增大，已经出现了负利率的情况，这导致了人民币对内的贬值，出现了“内贬外升”的现象。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食品价格大涨，通胀加剧，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上升到40％；9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3％到4％之间，而同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只有2％左右。实质上的负利率使民众财富缩水，而房价泡沫越鼓越大，加剧了民怨沸腾。今年以来，伴随全市范围内食品类商品价格的相对走高，城镇居民家庭食品类消费增幅明显，特别是城镇低收入家庭，由于消费能力有限，食品类价格的不断上涨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仅淮安市统计局披露，今年上半年，淮安城镇最低10%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2866.01元，同比增长9.7%。而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类支出人均1557.84元，同比增长27.5%，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为54.4%，同比上升了7.6个百分点。国家有关部门6月14日公布最新通货膨胀数字，5月份通胀率按年升5.5%,创34月新高。香港经济专家则估计升至6%,。
人民币外升内贬，中外有不同的解读。人民币为什么外升内贬，为什么处于两种相反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说坚持汇率、反对升值的原因是为了就业和经济稳定，而不是针对通胀和热钱。海外经济学家如何清涟等人则认为，是因为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能力，不能同时应对货币同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而因为通货膨胀、人民币对内贬值已无法扭转，所以只有拒绝人民币对外升值这一条路可走。并且，升值对抑制长期通胀的效益，对大陆来说已经于事无补；他们看重的，不是明天会怎样，而是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大陆学者则虽然承认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原因是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同时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主因，是美元走软。另外一种有趣的说法，是人民币的购买力“内外有别”。
官方经济学家在解释“内贬外升”时，显然有昧良心。他们辩称说，今天中国通胀率与汇率的关系，与宏观经济理论的描述完全不一。有人认为，除了货币制度和汇率政策的问题，货币发行太多和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原因；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蜂拥炒作房地产，也加剧了人民币的贬值。大陆御用经济学家在谈及人民币外升内贬、百姓该怎么理财时说，党和政府一定会“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关键时刻国家会及时出台相应政策来“保障”。所以，给百姓列出的自保之道，包括把钱存在银行供富人使用、挣“负利息”等等，因为“存钱总比不存要好”。
外升内贬不是因为人民币的购买力“内外有别”，而是因为“内外有别”的政策限制了人民币的购买力，限制了民众的财富积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也必须升值；如果货币对内贬值，比如出现通胀，或利率过低、钱不值钱，那对外也应该贬值。钞票印得太多，货币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对外就会贬值。谁会要一堆越来越不值钱的纸张？！如果对外不贬，就会引起硬通货的外逃。
外升内贬的存在，是由于对内对外存在两个价格体系。要保持两个体系，采用限制汇兑、汇率操控、进出口控制，就可以达到目的。当然，限制兑换就可以控制汇率，控制汇率也必须以限制兑换为前提，两者缺一不可。当限制兑换、外汇囤聚持续进行，滥发钞票就不可避免。滥印钞票是一定会出问题的，朝代终结时，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货币贬值、钞票变成废纸。外升内贬的结果，是百姓的财富被劫。解决的办法，是废除贸易和外汇市场的限制性政策。但这两个政策都是大陆权贵的利益所在，是控制经济的要诀，所以他们是不会放弃的。本来就迷信枪杆子出政权的当局，现在更是把军权紧紧抓到了自己信任的人、红色贵族的手里。他们会不惜动用专政的力量，来捍卫经济的特权。
2010年公布的中国广义货币量，达到68.8万亿人民币。这是2010年8月底的数。对应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呢？目前还只有上半年大陆GDP的统计结果：总量是17.3万亿。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放到一起来估计，到年底我国的广义货币有可能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这是两个不可直接比较的量。广义货币是存量，因为货币发出去一般不会消失，所有以往发出来的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购买商品与服务——除非发生像朝鲜那样的政府翻脸不认自己发出来的货币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间新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货币别无他用，主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提供服务，流量与存量之间总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即广义货币占GDP之比），先是由低向高发展，但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倒U字的图形。中国经济在计划时代的货币指数奇低，非常合乎逻辑；改革开放后，货币指数随市场化进展而上升，也合乎逻辑。但是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1997年过124%，2005年过162%，目前看依然扶摇直上，还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越来越高的货币占GDP之比十分诡异。
要理解近年人民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有必要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观察。在货币供给方面，最重要的是从主动超发转向被动超发。所谓“主动超发”，是指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开动了货币机器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货币，即“央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被动超发”是指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滞后，共同合成了巨额的贸易出超，结果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过量货币。以2007-2008年为例，每年的净出口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9%，等于像广东这么一个大省一年生产的GDP全部以商品劳务的形式出口，但由此形成的各种人民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累计起来，仅2005年以后与出口商品劳务脱了节的货币购买力就达10多万亿。如此巨大的一个“货币缺口”，势必压迫物价上涨！另一个方面，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蛮大，从表面上看，大陆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加上品质的维度，当下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例如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而开放市场、引入民营，政府却又疑虑重重。
中国大陆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大陆改革的早年经验，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应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裹足不前。
今天，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是货币总要拿出来购物，养老虎总要喂它吃肉。今天，人民币老虎正在对贫困羸弱的人民放肆撕咬吞噬；而它的背后，则是脑满肠肥、彪悍蛮横的官府和官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