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0月8日 发表一篇“严重‘官心病’背后极恶劣的官场生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官场生态严重扭曲，给中国政府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官员群体的心理疾病相当 普遍，程度严重。一是向上升迁压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面临极大压力。这些部门包括拆迁、信访等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岗位，还有面对官员的纪检，以 及面对政府部门与大国企的审计部门，以及各类游说不断的药监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因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该文还提及了官员心理健 康程度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那篇“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该文主要论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类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将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读，会看到以下事实：
一、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绝对数量之众，还是占人口比例之多，当称人类历史上空前之纪录。中国总人口官方报称14亿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几乎占人口1/13~1/10。这一纪录相信在百年内除中国自身继续刷新之外，世界上无其他国家可能赶超。
二、 无论是社会中上层还是下层，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调查谈的是官员阶层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闻周刊谈的则是社 会底层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该文引证的“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 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 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
上述两篇文章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型期的巨大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生计，比如就业、家庭生计、医疗、子女教育、受到各种不公对待而长 期压抑委屈无处释放。官员的压力则来自于官场的不正常，比如买官卖官造成的升迁管道异化（流行语概括为“男靠送钱，女靠送色”），同僚之间的竞争不是依靠业绩而是依靠利益结纳的关系，即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面对种种不公正的丑恶之事不能依据是非与良知，必须“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实则是本人前途出发）而扭曲自己适应这个腐败的体制。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们得炼就铁石心肠，不仅对拆迁户的流离失所无动于 衷，还要将拆迁户浇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碍执法”。其他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那些充满冤情被折磨得创痕累累的上访户，纪检部门每天饱 览贪官污吏那些花样百出的腐败事迹，审计部门面对假帐还不得不闭着眼睛放行通过（被审计者可以为“通过”审计付费）……，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 淆、五伦俱丧的社会，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如黑夜行。
我在国内时，一位检察官朋友曾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感，因为每天面对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认识的熟人看起来那么道貌岸然，结果光鲜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样的人性之阴暗。久而久之，他几乎怀疑任何人都有问题。而在媒体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对各种黑暗而无法揭露，因而愤懑压抑，很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经不知要“光明”多少，许多国内人常通过留言告诉我：现实已经比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还不止，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黑暗社会里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会不断增加。
一个国家如果让大部分国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么多人口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出了严重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减轻国民压力。但中国政府减轻压力的事情几乎不做，反而效法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的做法，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采用政治惩罚来对付所谓“精神疾病”。去年5月 《瞭望》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由于精神病院不足，将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一些青壮年精神病人。具体做法是即将异见者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者均视为精神病，鉴定者不是专业医院，而是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由这些基层组织“摸排鉴定”，确定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并送交司法管制。这种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顾法治、无法无天的“游戏规则”。
写到此处，我想，读者大多应该明白是谁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大国。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希望移民他国的中国人表达的理由是真诚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