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仅止于表象。突围安徽省垃圾场一名捡拾垃圾妇人。(STR/AFP/GettyImages))
今年适逢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十周年，世界舆论对事件的评价，已从当年暗藏对美国的幸灾乐祸之心转而为佩服，或至少归于平淡，但中国却意想不到地成为这次纪念潮中的第二大讨论主题，其关键词句却是：美国并未从九一一之后走向衰落，中国也并未真正崛起。
美国“拥抱熊猫派”占尽上风
公正而论，“中国崛起”之梦，并不只有中国在做，而是许多中国观察者、ChinaScholar及媒体共同在做，北京只不过是在这种大合唱声中不自觉地陶醉了而已。
以美国为例，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布什政府出于反恐需要，不得不改变对华策略，将中国视为反恐战争的“战略伙伴”。其心中虽然也清楚，中国未必成为美国真心实意的“反恐战略伙伴”，但也得降低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声音，调整了台海政策，在亚太地区放低姿态，以求北京不公开捣乱。那时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由“红队”演化而来的“拥抱熊猫派”非常神气，由“蓝队”演化而来的“屠龙派”灰头土脸，以至于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告诉我，如果被带上“污名化中国”的帽子，在这个研究圈内就会被边缘化。布什总统本人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但绝不敢公开赞成“屠龙”，其主政八年间，被迫采用“熊猫避险策略”。而“屠龙派”也调整立场，软化立场，得了个新名“敲打熊猫派”。奥巴马上任伊始，其对华政策竟然完全采用了中国外交部下的国际研究所为其开出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后来只是因为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例如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遭遇中国政府的极度轻慢，才开始调整其对北京的谦恭态度。
托马斯．Ｐ．Ｍ．巴尼特（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政策和外交问题专家、畅销书《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作者）堪称“拥抱熊猫派”的领军人物，他干脆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中国为什么对美国重要的十大因素，向美国政界进言。中心意思是对中国军力增强不必担心，因为中国将来不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而是最重要的盟友。因为无论是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都离不开中国；美国“反恐”及其保持在亚洲地区的优势，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这番说话被中国引为至宝，从此以后每论及美国离不开中国支持就是三点：经济合作、反恐及亚太地区的利益。
中国外交从崛起再回归韬光养晦
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外交战略是联欧制美，其战果之一是二○○一年五月在法国的大力支持下，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选举，成功地将美国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赶出去。九一一之后，中国的外交战略调整为三个层面：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外交姿态从“韬光养晦”变成了“有所作为”。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在《外交季刊》二○○五年九、十月号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由于这本杂志在世界外交界的战略性地位，西方社会从此牢牢记住了郑必坚的名言“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
支撑中国如此做的心理基础如下：世界陷入了“中国热”，投资者纷纷到中国淘金，世界企业五百强当中的大多数都在或者希望到中国抢滩登陆，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头号引进外资大国。对待潮水般涌来的外资，中国政府从过去要给“优惠政策”转变为可以挺直腰板说“不”了。众多外资为了得到中国政府青睐，都自愿帮助中国政府游说本国政界及政府采取亲华政策。而中国对找上门来的外资可以挑挑拣拣，提高门槛或者干脆关门不让进，比如世界媒体业巨头默多克，多年来对中国政府打躬作揖，最后还是在中国撞了墙──老默在中国折损了大量投资，最大成就就是抱得美人归，娶了位中国妻子邓文迪。
对于老欧洲，中国政府采取“订单外交”，每逢与老美关系不太畅快，中国就将大宗的政府订单派往欧洲，比如不买“波音”买“空客”之类，法德等国一看到巨额的中国订单就眉开眼笑，媒体上“中国崛起论”顿时再成热潮。
近两年开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磨擦不断。本世纪初始年代中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中国的压力下曾被迫退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终于又在东南亚国家的邀请下重返太平洋，并堂而皇之地申明主张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
中国政府面临日渐增大的外交压力。去年十二月七日，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以个人名义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一文，明确声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政治上，我们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戴秉国这篇文章是给世界各国喂定心丸，且各有对象，“不当头、不争霸”说给美国听，“不称霸”说给东亚及东南亚众邻国听。
继之是熊光楷（解放军原副总长、上将）的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有些同志开始过高估计和渲染我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认为中国已强大到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了，我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应该进行调整；少数人甚至主张‘持剑经商’‘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结果是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国家安全形象的误解。”
短短十年之间，中国外交政策从放弃“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回归“韬光养晦”，说明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只是一个泥足巨人。我猜想巴尼特先生现在最苦恼的是，如何体面地调整立场而不成为同行嘲笑的目标。
“中国模式论”昙花一现的灿烂
全世界的左派尤其是法国左派，都认为九一一事件是美国这“新罗马帝国”行将倒塌的前兆，一致认定这是“中国崛起”的好机会。有的甚至为中国超过美国排好了日程（如二○二○年赶超美国），从经济到价值观的影响力都为中国制定了赶超指标，比如在中国有极大投资利益的美国高盛公司顾问、现为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顾问公司董事长的乔舒亚．雷默就写了《北京共识》一书，预言“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以破坏环境生态、掠夺劳工生命福利、罔顾公平正义的“中国模式”被雷默与崔之元等人硬给说成是具有环保意识、让人民最大受益、追求公正的发展模式，值得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学习。当然这个“中国模式”除了新左派自我把玩之外，也还得到委内瑞拉查尔斯这类当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情意绵绵的吹捧。
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加尔通因预言美国在二○二○年必将崩溃，夫妻联袂写了本《向中国人学习》的书，他们的“学术建树”是否定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其名声从未超出北欧那个小小的左派学术圈，此番语出惊人，立刻成为中国官方的重要学术嘉宾，以“和平学之父”名义在中国官媒及网站上好好火了一把。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只将“韬光养晦”当作权宜之计的中国，自然也开始“崛起”了。但今年以来北京在陷入内政外交的困窘之后，不仅通过戴秉国、熊光楷及陈秉德等人宣称重归韬光养晦，还在理论上表示不再推广中国模式。三月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模式”的同时，声明“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新左派在对外输出价值观上遭到了冷遇，只好及时调整了方向，将政治筹码押给未来的政治明星薄熙来，纷纷去红都重庆朝圣。
让中国模式论鼓吹者难堪的是，就连中国一向不放在眼中的乌克兰，最近也开始批评所谓“中国模式”了。为此乌克兰新闻网站（unian.net）近期特别刊出瓦伦瓦（GannaWarowa）与达布什（EugeneDawbush）的评论文章“中国能够教给我们什么？”（WhatcanChinateachus?）作者指出，当前的中国表面富有，但多数人民却很贫穷，加上党工贪腐，民众人权被剥夺，连富人都想逃离中国。中国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污染非常严重，“癌症村”在全国比比皆是。官员蛮横腐败、强拆民宅，导致民众抗暴事件年年增加。如今中国已是一座随时可能引爆的巨大火药库。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我们从中国仅能学到坏榜样”。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确实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十年和平发展的大好机会不期而至。但中国政府没有好好利用这次历史机遇改革内政，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反而不切实际地将眼光放到了国际社会，期望成为世界领导者，为此浪费了许多资源，比如大外宣的数百亿投入等。如今中国经济已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期，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见本人文章“中国经济的软肋：三个不可持续”），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即人权就是生存权）也面临食材枯竭。在维稳费用已经超过军费的情况下，中共目前已经只能将维护政权稳定当作现阶段的“国家核心利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