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的管理体制上说，毛统区的教育革命运动在文革中也登峰造极了：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驻各学校。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在派驻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市学校的同时，在广大农村，派出贫下中农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农村地区的学校。
我家乡广东省兴宁县，虽然对北京城而言非常偏远，但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会有任何含糊。1968年9月，由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1975年又加码，派出37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和2632名贫下中农代表进驻44间中学和454间小学，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2]。
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发表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调查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2天，另外4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在此前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镇中小学也由工厂接办，实行类似兰州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这个报告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根据上述毛泽东批示“照发”报告的估计，清华大学的大批教职工受到打击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到6000名教职工中立案审查的达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加上清查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分子”和所谓“清查反革命运动”等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2000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3]
注：
[1]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9页。
[2]兴宁县志编修委员会：《兴宁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5页。
[3]马齐彬、陈文斌：《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15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