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9月11日
地点：纽约市贝瑞吉区
采访人：依娃
受访人：张方晦
一生坎坷 身份多种多样
依：方晦先生，请你先告诉我一个大概的个人简历。
张：好，我194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先为上海新中国法商学院、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后因“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到中学任教。母亲是律师，1949年后任中学教师。兄弟姊妹六人。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从五岁开始念诗习字，酷爱文学艺术。1953年师从钱方轼先生学习国画，1955年师从陈巨来先生学习金石篆刻，1957年师从徐志摩夫人陆小曼女士学画。1960年，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肃省阿克塞县。1962年被遣散返回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务农。 1964年，因常与几位同学在一起聚谈、同时开始文学写作（其中包括短篇小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描写三年饥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看守所关押长达八年多后，于1972年在上海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公判为无期徒刑。经过多次申诉，1980年由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无罪释放。这就是我的书斋名字“二无堂”的来历。
我出狱后曾任上海《萌芽》文学月刊、《现代人报》、《海派文学》月刊等报刊编辑。1987年由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徐志摩传记小说《飞去的诗人》，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1989年来美，就读于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学。1997年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美国 ，爸妈不知道的故事》。2006年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这五十年》三部曲。
我这一生，在1949年后的四十年间，家庭灾难无数，个人经历坎坷。我毕业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在阿克塞时任小学教师；当过农民，做过工人，在劳改工厂当过描图员和化验员。在中、美两地当过报刊编辑、主编。因文学创作而成为作家。但是我的一生中最长时间的身份，为“现行反革命”和“劳改犯”，长达十六零三个月年。险境无数，九死一生，能活到今天，已属万幸。
厄运天降 一家六口“移民”阿克塞
依：我采访的目的，主要是想请你谈一谈你和你的家庭在六零年大饥荒中的经历。作为下一代人，想多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为被人为地掩盖的远去模糊历史留下一些文字见证。
张：1949 年以后，我的家庭先后遭受过三次大难。到了1960年，就巢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从原来的教育单位被“清理”出去，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偌大的上海，已经没有了我们一家人的立锥之地。“移民”大西北，是软硬兼施的“动员”结果。实际上，我们是被欺骗到大西北去的。因为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成立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使得上海市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粮食定额已被配以面粉和红薯等物，肉蛋糖果都成了珍品。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中央提出把城市里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都统统清理到边远地区去，节省城市粮食。但他却们冠冕堂皇、甜言蜜语地说：“大西北建设需要人才，你们去那里就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当时我们的家庭别无选择。也有同被“动员”的人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一家人，怎么能在天寒地冻的大西北生存呢。哪怕在上海做点小生意，卖废纸卖茶叶蛋、捡垃圾都能勉强活命。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体瘦多病、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在书房笔墨纸砚中读书写字的人，怎么可能去摆小摊卖茶叶蛋？我的母亲因为“历史问题”，曾经被捕判刑三年，当时年仅四十余岁，却已中风过一次，走路已显瘸拐。我是家中长子，当时临近高中毕业，虽然只有十八岁，但家庭困难如此，下面还有四个弟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五岁。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不和他们一起去大西北以承担起长子兼长兄的责任？
我们家庭，一落千丈到这样的地步，出发离沪的时候，还有二十多大件行李。但是到了目的地时我们所领到的，只剩五、六件了。负责干部对我们说：运输途中翻车了，部分行李丢失了。其实谁都明白，我们的行李去到了哪里。那时，上海人家家境再差，家庭用品衣服鞋帽在大西北人的眼里，都是丰富的洋气的摩登的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手操我们生杀大权的人，对此怎不垂涎三尺？
我们从上海同去的有大约五百多口人，一百多个家庭。鱼龙混杂，有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也有小偷流氓无赖等，都是因各种原因失去了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最后的目的地是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南坝农场”。那地方是一片荒漠，见不到村庄和人烟，只有望不到边的石砾和芨芨草、骆驼刺，几乎是与世隔绝。“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个地方是比玉门关更遥远数百里地的荒野。
我们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窝子。甘肃移民局已经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滩上挖个深坑，上面盖上红柳条和芦苇席当“屋顶”，有台阶一阶一阶下去。如果用手轻轻摸墙，沙石就哗哗地往下流。这种洞穴一般是放骆驼的牧人的临时歇息之地，以躲避风沙和炎热，却成了我们这些流放者的长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应五百多人的大伙房开饭了，白面馒头，二两一个，没有定量随便吃，还有燉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喷喷的。大家彼此看看，觉得至少肚子可以吃饱，还不至于活不下去。
仅仅两天以后，伙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尅扣就开始了。一顿馍馍，一顿玉米面糊糊。馍馍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刚开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粮，渐渐减到一天几两粮，吃饭就像吃人参。当时广大农村都有一个口号叫做，“低标准，瓜菜代。”，可是戈壁滩上连草都不长，哪来的瓜菜？因为那些干部、食堂管理人员首先要自己吃饱喝足，还要让他们的老婆孩子甚至亲戚吃饱，不从我们这些上海移民嘴里扣从哪里扣？粮食不分配到每个家庭，不允许自己开伙，他们就有机可乘可刮可扣。
每天每个人能分到一点点羊肉，羊肉汤，戈壁滩上没有其他任何蔬菜。但是每个家庭每天必须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领得到饭。我和弟弟妹妹天天去戈壁滩挖柴禾，我母亲也去。因为挖柴的人多，近处的很快就挖完了。所以每天出去越走越远，越来越难。我们常常翻山越岭走出好几里路里，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骆驼刺的根背回来，就是为了换到不足以果腹的袖珍馍馍和能照见人影子的玉米面糊糊。
那里交通闭塞，火车站在几百里地之外的柳园，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当时搭乘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出示“单位证明”，此外就是必须要有粮票，否则就是寸步难行。伙房，是我们唯一能得到食物的地方，哪怕清汤寡水哪怕半饥不饱。
饥寒交迫 每天都有七、八人“走进”戈壁
依：当时死人的原因就是因为饥饿吗？死了人有人埋吗？有棺材吗？
张：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是唐朝诗人岑参的两句诗，用来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当不过了。到了八九月，白天还好，穿件夹衣，到了晚上地窝子里就冻得人发抖，加上长期的饥饿以及高原反应，生病拉痢疾，上海来的人开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亡。戈壁滩上有一种植物，大家叫它沙葱，吃起来很辣，有葱味，有人挖来充饥，一吃就呕吐腹泻，进而丧命。我们家把它挖来都是反复煮好几遍，过滤掉水，还算吃了没事。
我们刚去的时候，农场动员大家种植胡萝卜，但是那里都是沙石地，根本没有土壤，不等胡萝卜长到小孩指头粗，就被饥饿的人拔出来连萝卜带叶子塞进肚子里去了。农场还安排种植青稞，大家积极性很高，因为种了粮食就能吃饱了。但是，种是种下了，苦苦等到秋天结果是颗粒无收。因为那种地方根本就不是能种出粮食的地方，只是逼迫我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因为播了种需要灌溉，农场组织大家上山挖水渠，没有任何设备任何机器，全靠铁锨羊镐和岩石山峦对抗，不到十天半月，这些本来细皮嫩肉的上海人个个面容黑红粗糙得和当地牧民一样，每个人都十指磨烂流血，手面肿得比馒头大。但是这一切劳动都是在瞎指挥加上强迫命令下进行，没有任何人敢于说一个“不”字。
冬天来临了，伙房的饭越来越“水”了，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每天都有人被埋葬。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别人的人很可能就是过两天被别人抬出去的人。
最早死亡的是一对母子，女人三十多岁，儿子大概四五岁，很可爱的一个孩子，成天在住宿区跑来跑去玩耍。一天，他们居住的地窝子突然陷塌，一根樑木刚好打在那女人的头部，她当场死亡，那男娃子被沙石埋住了，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咽了气了。一个农场，男女老少，五百多人放声大哭，哭得惊天动地，可谓兔死狐悲。谁知道自己的地窝子何时陷塌？
最初死去的几个人算是比较幸运的，农场当局做做样子，用卡车拉来还几副薄皮棺材，挖个坑把人埋掉。到后来，每天都有人死，死的人越来越多，就没有什么棺材了；那里没有任何物资来源，连草席、被单都没有，把死人随便抬出去，浅浅挖一个坑，就埋掉了。
幼童最容易死亡，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没有长到能够抵御饥饿寒冷和恶劣生存环境的程度，一些小孩一发烧一拉肚子很快就会死掉，因为饥饿使得他们异常脆弱。此外，单身的男人特别容易死亡。上海移民中间有些是家庭分裂的男人、被老婆划清界限的男人、被女朋友甩掉的男人，失业失恋的精神打击，劳动饥饿的肉体折磨，很快能把一个男人彻彻底底击垮。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临界点，那种孤苦伶仃、无女性照顾、无女性宽慰的男人太容易死了。女人相对坚韧一点。
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你们这一代人肯定是没有见到过的。人浮肿到什么程度？就像将要筑茧的蚕，体内蓄满了浆，准备源源不断地吐出丝来。水分从人的血管里肌肉组织里分离出来，整个人是透明的发亮的。走路有气无力低眉垂眼，见了人也不打招呼。如果你看到一个浮肿的人突然落瘦，那么这个人就差不多了。农场里七八岁的小孩都会指着一个又干又瘦的人说：“这个伯伯只有两天了。”“这个叔叔就一天了。”他们看得太多了，经验非常丰富，天数一到，那人肯定倒下再起不来。
快饿死的人看起来非常恐怖，浮肿后又干瘦，整个脑袋只有拳头大，鼻子都没有了，陷下去了，只见两个黑鼻孔。两片嘴唇就像两片晒干的桔子皮，皱皱的干干的，牙床骨暴凸出来，胳膊腿就是皮包骨头，麻杆子一样。一个大男人死的时候体重有没有五六十斤都是问题。 死了就死了，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时间久了，谁也不记得露出地面的一堆白骨是哪个人的，可能是一位教授的，也可能是一位专家的。无人记得。
短短半年时间，到六一年春天，我们去时的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人，死亡了百分之四十。
饥饿 使人变成怪物动物 偷盗卖身只为苟且存活
依：请你详细讲一下在那种饥饿的情况下，你的家庭和农场其他人的情况，因为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人会出现特殊的状态、思想、表现。人在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因为饥饿，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会扭曲变态到极点。在每一个家庭看到的令人惊讶的心酸的难以置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一个教书的女同事，二十多岁。我去她家亲眼看见，他们从大食堂里打回来一锅面片汤，分给一家三个人吃之前，要先搅拌差不多三十下，然后以最快速度给三个搪瓷缸子里舀三勺，因为不快一点，面片就会沉淀，所分就会不均。然后再搅三十下，再分。一家人你的我的，分得清清楚楚，一口都舍不得让，舍不得少吃。
现在想起来常常让我后悔不迭的是，当时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妹们说，大哥承担了全家的最苦劳务，我们几个人都少吃一口，让大哥多吃一勺。我当时也是坦然受之，狼吞虎咽下去，年轻的饥饿肠胃让我顾不上多想顾不上谦让。现在想起来非常愧疚，我怎么可以接受他们的口中之粮？怎么可以搞特权呢？
农场供应的玉米，都是整粒的，根本找不到磨子来磨碎磨细，就煮熟了来吃。大人还好，但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来还是玉米粒。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孩蹲着拉大便的时候，另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玉米粒就往嘴里送。
伙房仓库里有胡萝卜土豆玉米等，晚上就有人掘墙凿洞，钻进去偷吃。我看见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举报，但总有“积极分子”会举报求赏。这些人就被绳捆索绑交送到阿克塞公安局，不几天就有消息传回，被抓的人已死。还有一些胆子大的人破口大骂：“政府是大骗子，欺骗我们来到这个鬼地方，就是要饿死我们，冻死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是杀人不用刀不见血。”这些人也被抓起来，不久就都死了。把五百多人流放到荒漠戈壁上了，还要继续政治迫害，不能讲任何一句不满的话。给农场职工的口粮都被干部管理人员私吞掉了，他们个个体壮如牛，尚存的人们个个面黄肌瘦骨干如柴。
如果在那时你看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女人，一点都不瘦，一点都不憔悴，那么她一定是和哪个干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绿帽子，不会打骂不会阻拦。因为这个女人总能带回来一些馒头一些吃的，能让丈夫和孩子吃饱一顿。其中有一个女人，三十几岁，颇有姿色，再说上海来的女人本来就有大都市女人的模样，让当地的土包子干部看得垂涎欲滴。她有三个孩子，她都得养活呀。在人人顿顿都吃不饱的时候，这个女人能吃饱，吃得好一点，就看上去特别漂亮，光鲜夺目。农场的干部驻军的干部，无论白天晚上随时传唤，这个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强迫，后来她自己也乐得去，因为撕去了道德、羞耻、尊严的面皮后，她能换得吃饱肚子，养活丈夫孩子，还有性的享受，因为那些光顾她的干部肯定比她老公强壮得多。她就成了一个妓女，用身体换取食物。有人骂她“破鞋、不要脸、婊子，”她就马上报告，农场书记便找来骂人的人狠狠臭骂威胁一顿。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右派分子女学生，才貌出众，可谓沉鱼落雁，父亲过去是一个银行家，娇生惯养长大，到那里后变成了一个公共情妇，什么教育局长交通局长都能找她睡觉，而她也仅仅是为了温饱为了生存而已。
这时移民中就会有“霸头”出现。其中有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拐子，很厉害，谁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诱上了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上海女孩，就因为他能够给女孩家一点他从伙房里搞交换勾当弄来的粮食，对女孩家人来说算是救命恩人了。后来他又生妙计，将这个女孩嫁给一个从甘肃武威县“移民”来的老乡青年，换得一只整羊，还有两百多斤面粉。以这个女孩“干爹”的身份做成一笔大买卖。一九六二年，农场解散，我们这批没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归，这个人又唆使那女孩从丈夫身边逃出来跟着自己一起到回了上海。
管仲有一句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禀实而后知礼仪。”在那种饥饿、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只剩最卑微最低贱的求生本能。
倾家荡产交换食物 一家老幼苟延残喘
阿克塞气候恶劣，春秋飞沙走石，高原紫外线强烈。来自上海的女性们，刚来时脸蛋还白嫩水灵，不出半年，先是红，后是黑，然后皮肤发硬，结成一层厚厚的痂，像壳子一样。我两个弟弟的脸蛋就像哈蜜瓜，粗糙的一折一折的。摸着划手。
食堂吃不饱，肚子整天饥肠辘辘。我和十三岁的弟弟，用家里的被子、单子、毛毯、钢笔、衣服、小镜子等等，凡是能拿的都拿出去，跑到比较远的牧区和当地哈萨克人换羊肉换青稞粉。其中还有野羊肉、大头羊肉，一床被子能换来十几斤肉，够一家老小好好吃几顿。就是金属匙羹，不锈钢厨用小刀，小碟小盆，哈萨克人见了也很稀罕，样样都要。换来的肉有新鲜的也有肉干，有时还有整块的羊油。羊油特别坚硬，吃面片汤吃青稞糊的时候，切下来一些，拌在碗里，以增加营养和热量，让一家人苟延残喘维持生命。
有一次我很幸运地换到一个 旱獭，背回来特别兴奋，剥皮开膛，什么都舍不得扔掉，肠子肚子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煮了一大锅，全家人美餐一顿，其肉其汤都鲜美无比今生难忘。那时候，我最幸福的事情是弄回来些吃的，是看着家里人吃饭，而自己的肚子也不太饿的时候。
虽然我才十八九岁，却是一家六口的精神之柱，父亲来阿克塞时就是被人用担架抬着下卡车的，母亲病倒在床上，弟弟妹妹成天都是望眼欲穿等我回来，最关心的是我手里肩膀上有没有什么吃的。有时我一个人东奔西跑，就像一只戈壁滩上寻找食物的狼。食堂里的饭没有一天能让人吃饱，偶然不饿的时候，是我从哈萨克人那里换回来一条羊腿，一锅煮熟，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饱餐一顿再说。人饿到极限的时候，无论吃什么都是香的，没有什么不可入口的东西。
1961年，当局将我们转移到甘肃安西县踏实农场，那是个老农场，已经有两百多上海移民在那里生产生活。我们最初去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叶子，就是用来做棉白糖的甜菜的叶子。甜菜根放在炭火里烧熟，剥去焦壳，味道还不错，但是胃不好的人还是不能多吃，因为糖分太大，产生酸液让胃受不了。
我父亲的状况好转一些了，能下床，能扶着墙慢慢走路。我母亲也得劳动换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编筐子，先把芨芨草泡湿，用木榔头砸扁，然后编织。我大弟弟也跟着我母亲一起编筐。虽然是一个孩子，但他已经成为“农场职工”，必须“上班”。
“踏实农场”一百来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读书，虽然名义上有个“职工子弟小学”，但管理学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学校而无学生。他们成天提着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当时也能卖一点钱补贴家用。小女孩，十五六岁就急着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饭吃了，是条出路。当时最抢手最吃香的是司机，因为司机奔驰东南西北，总能拿回来点吃的用的。一个女孩能嫁给一个司机，全家人都能跟着沾光吃饱。
长期的饥饿，让许多人身体出现了问题，营养不良、贫血、肝肿大、胃病，浮肿、黄瘦等。女性们几乎全部停经，当时叫做“干血痨”。根本没有女人生孩子。全农场只有一个新生儿，是从上海来时就已在母腹中的，那个小姑娘长到两岁，双腿还是软软的，绝对无法站立；瘦瘦的脸上只有两只黑眼睛忽闪忽闪地看人，不爱说话不爱笑。
我们到达“安南坝农场”后不久，我看到一份过期旧报，上面报道1960年全国大学将招生不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各地“千方百计发掘考生来源”。我就试试到场部找书记请他允许我报考大学。书记一听哈哈大笑，以为我在痴人说梦。“你这个张老师，我实话跟你说，你来这里了，一辈子哪里都不要想去了，就在这里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局移民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我们这种五类分子以及子女，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弃人废物，随时当亡该灭。
众人皆疯我独醒 文字牢狱十六年
依：我知道，你在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揭露了三年大饥饿的真实原因，而成为重要“罪行”之一，以致坐牢十六年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从青年到中年被无端剥夺。我非常好奇，你在那个时候那个年龄，那种环境那种教育制度背景下，怎么会一针见血的准确尖锐的指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张：我写这篇小说是一九六三年。农场解散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报入户口的，户口就在自己口袋里，叫“袋袋户口”，最后勉强落户在我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当农民种地为生。父亲因为不堪精神打击不堪饥饿疾病，六一年底获准赴沪看病，五十七岁逝于上海，我赶回去的时候只见到一盒骨灰。
我是受迫害旋涡最中间的人，几乎被吞噬掉的人，经历的看到的思考的肯定和同龄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农场的时候，我曾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棉袄上的棉花都翻出来，大冷天脚上的鞋子几个脚指头都是伸出来的，蹲在墙角，又饿又乏。据别人说，这对父女是河西走廊张掖专区某县的农民，因对政府的横征暴敛搜刮征粮奋起反抗，最后只能离乡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设兵团”而免于饿死在家乡故地，他们在戈壁滩上与其他家人走散了……我老大不忍，给女孩找来一双弟弟的旧鞋，场部给他们十来个馍就打发了……这个画面让我耿耿于怀难以忘记，回到海门稍微安定后就以这对父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依：你当时意识到危险性吗？知道如果暴露会给自己带来天大的灾难吗？)
我当然知道。我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进炉膛，一把火烧掉。我那时年轻耿直血气方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间秘密传阅。后来因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们交往做朋友，我们一共七人于六四年九月被统统逮捕。小说手稿曾在设于上海师范学院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上当作“罪证”陈列展示，当时轰动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一概被当局安排集体前往参观。有位著名诗人王辛笛也被动员去看过展览会，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真奇怪啊。这个主犯据介绍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农民，竟然能写小说？还用《圣经》里的句子做标题？手稿上的字又写得那么好？”
1964年到1972年八年余间我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2年，12月12日在上海长宁区体育馆召开万人审判大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七人。 1980年12月12日由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高院给了我四百元人民币，说道，“这些钱，既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这些年，我时时刻刻都在绝望之中，时时刻刻都感到会被处死逼死。因为长期饥饿，营养严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经长出过很多淋巴结核的肿瘤，也曾大量便血，人干瘦得皮包骨头，几度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我不后悔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哪怕就像一只蚂蚁去和大象相撞那么力不从心，那么不自量力。我年轻时长期想不通的是：全国那么多大科学家大作家大学者大教授，从1949年开始，都一直歌功颂德、紧跟当局，违心地指鹿为马，怎么会看不出我一个十八岁高中生凭直觉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当年，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上到省上到中央到《人民日报》，吹牛吹到亩产十三万斤，小孩坐在上面掉不下来，为什么那么多农业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人指出这是虚假是欺骗？浮夸到最后直至全国三千六百万农民饿死，殍魂遍野。真是令人扼腕浩叹啊。
五十年过去了，半个世纪过去了，直至今日，我还时常会在睡梦中忽然惊醒，突然看到一个饿死的人的脸，那种心惊肉跳那种神魂不宁的痛苦对谁去说？中国历史几千年，有哪一个暴君哪一个昏君曾经草菅人命到这种地步？丧失人性到这种程度？
我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读过一本书，是苏联马戏训兽专家杜罗夫写的《我的会演戏的鸟兽》，说他训练动物的一个诀窍就是不给它们吃饱，那样它们就会百依百顺地听从指挥；在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动作后，才给一点食物，但仍不让它们吃饱，它们才会永远俯首贴耳顺从如奴。毛时代的农民，还不如训兽师笼子里的鸟兽。
那段历史不能忘记，值得留下真实的文字，让我们的子孙后人牢牢记住，以史为鉴。
(根据录音整理，特感谢张方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