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骗局
录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许多中国人太熟悉了，他们会想到当年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会联想起文革，会不堪回首。
早已有之 文革为烈
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它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一直持续了12年，一共有大约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热情下乡 幻觉破灭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章明说：“年青人嘛，哎哟，听得是热血沸腾。再加上一讲，内蒙古草原那么美丽，生活又很有意思。”
1968年到山西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杨扬也有同感：“挺高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年青人嘛，下去锻炼锻炼，见识见识。觉得好得不得了。地主老财都斗倒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又是人民公社，大家是集体劳动，看着电影里边，在地里又唱歌，大家高高兴兴的。觉得农村空气又好，阳光又好。天是蓝的，地是绿的。就是想象的那个，把现在去郊游的那个景全放在农村里了。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章明也有这种感觉：“中国的农村并不是像当时，文化革命那时所宣传的，哇，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事情都怎么怎么好。有理想破灭的感觉。”
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青们还发现，贫下中农并不能给他们以再教育。天津知青张虎臣说：“他们受的教育很少，他们确实很闭塞，很落后。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够真正从他们那里接受到什么再教育。”
天津知青杨扬说：“下去之前，就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我们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但是下去之后发现，他们的觉悟还没我们高呢。叫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可他那水平太差了，对地主的那种愤怒，对新社会的热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些人，阶级觉悟不高。(笑)”
知青们开始犹豫、动摇。
杨扬：“哎呀，自己能跟他们这些人混一辈子？”
北京知青章明说：“开始天天面对广阔的大草原，不是想象那么有意思的生活的时候，有的知青提出来了：‘哎，章明，你说，咱真在这儿呆一辈子呀？那咱在这儿结婚生孩子吗？’唉，说得大家伙全愣了。一想，哎呀，我找老婆就在这些人里找吗？”
受政治歧视家庭子弟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在文革前，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006年，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区落户的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主编，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就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
邓鹏：“作为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就要脱胎换骨，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背叛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处的那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
高压强制
到了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1975年下乡的天津知青张虎臣说：“当时没有选择，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然要下乡。”
在美国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知青。巫一毛：“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当时，能够扫马路都情愿啊，不要下乡。没办法。”
李庆霖诉苦 毛泽东资助
在乡下，知青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自己的儿子在下乡中遇到的生活困难。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数百军官因强奸女知青被枪毙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这些罪犯都被枪毙。
但是，李庆霖的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青的命运，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乡高潮。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知青争回城 高干子女是先锋
这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城。北京知青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怎么能尽快地返城，用各种各样方法吧。”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一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个。谁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但是他通过他的老战友转啊，到他老战友部队里当兵去了。”
驱民下乡 所为何事？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而且，毛泽东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建议或者指示，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早在中共建政初期，这个原因就形成了。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解决就业问题的既定政策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文革开始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在城里，大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用政治美名掩盖经济失败
1967年12月22日，中国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
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结果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中国官方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起热烈响应。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元老派顺民意改政策收民心
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他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运动实遭否定 百万知青返城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人失学业 国失人才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苦中有乐 乡情难舍
也有一些知青认为，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炼了自己，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
章明：“内蒙除夕的时候怎么过春节呢，我们叫串包。各家各户家主人都准备一些月饼啊，一些果子啊，炸好的，奶豆腐、奶皮子、奶茶、奶油、炒米，然后几个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约，挨着包骑着马串，大家互相问候，然后就吃，每一家只能吃一点。牧民呢，他们喝酒以后，半醉不醉，骑在马上，草原上大家伙唱着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他唱蒙文了，(唱蒙文)，左右晃悠，当时觉得这个很开心。”
为村里接生了七十多个孩子的赤脚医生，天津知青杨扬在离开农村的时候还有些恋恋不舍。
杨扬：“农民对你的那个感情啊，确实特别深。我走的那天有几十个母亲抱着她们的孩子站在我们那个主要的街上送我，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最大的有三岁了。很多人都特别激动，我当时也特激动。而且我有点恋恋不舍。我倒不是说我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为这个地方付出得太多了。5年的青春啊，都洒在这个地方了。”
若能重来 不会再去
但是他们也同时表示，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择机会，他们不会选择这条看不见前途的路。
章明：“那恐怕不会做这种选择。”
张虎臣：“如果说你要让我在那里呆上5年、8年、10年，甚至你会让我在那儿成家立业，呆在农村，那我想我是不会干的。”
邓鹏：“我不会下乡，会留在城里。”
官方论定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