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难的根源是“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初秋，大跃进的战鼓刚刚擂响，我正匆匆离家到北京上大学。报纸上吹嘘的一枚枚升起的卫星、报告会上传达的一篇篇领导人鼓舞人心的讲话，都明确地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的天堂就在眼前，五年，三年，不，就是明年，我们就可以生活在天堂里。什么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那时候北京的大学生，进食堂交一张饭票，给一勺菜，主食随便吃，似乎真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叫我们怎能不歌唱”，这首歌差一点成了我们的校歌。但是也有一点不知所措：不上课了，改上小高炉，什么金属器皿、煤炭、劈柴都往里扔，出来的东西偏偏一敲就碎，尽是渣，钢怎么那么难出！回到课堂，又让我们大一新生编教材，谓之曰教育革命。好容易正规上课了，但主食也定量了，菜里的油水渐清，窝头渐小。我下铺的老大哥，比我大十岁，童工出身，运动量大，每日一斤粮加上清汤寡水的菜实在不习惯，十多天吃光了一个月的粮票，接下来只得躺在床上“冬眠”，降低能耗。不小心让我发现了，我也没辙，只好报告领导，发动全班同学捐助，总算他后面十几天每天有半斤粮吃。这类事情在别班、别系也屡屡发生，学校想辙，把饭票改成饭卡，杜绝寅吃卯粮。
粮食哪里去了？正规的回答是两个原因：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修逼债。第一条不大好说服人，不是大丰收、放卫星吗？怎么又搞成天灾了？于是又说是农村基层干部刮浮夸风。总之，“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对的，没有“三面红旗”会更糟。不容你不信，如果毕业鉴定中没有“拥护三面红旗”这几个字，那等于入了另册，一生都要受影响。
每逢假期，辅导员和党支部的同学就忙起来了。放假前，一次次召集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要大家对于回家时看到的、走亲访友时听到的各种现象都要进行分析，功劳要归于毛主席、归于“三面红旗”，遇到阴暗面要正确对待，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中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上百个专区，上千个县，上万个公社，不可能没有问题，一个单位一个问题，问题就成堆了，我们看到的问题再多，也只是局部，不会超过一个指头，所以绝不能动摇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遇到天大的事，也不要同当地干部冲突，回来报告学校，学校会向中央反映。假期结束，同学返校，党支部的同学又忙着与每个探家回来的同学聊天，特别是来自农村、边远山区的同学，询问他们的观感。我们班最年长的老大哥，曾在部队任连指导员，当年是我们系（学生）会主席，就因在假期中同老战友相聚听说农村饿死人，返校后与同学闲谈时不慎漏了出来，于是被免职，还受了党纪处分。前车之鉴，谁还不识时务？
我们这些天子脚下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毕竟是幸运的，虽说我们的肚子也饿，班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浮肿，但是我们都熬过这场劫难，全须全尾，总算毕了业。
当然，纸包不住火，没等我们毕业，信阳人吃人事件的传闻也逐渐得到官方证实。不过原因呢，又加了一条：阶级敌人破坏。所以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反正党永远是正确的。
大跃进就是一场战争
半个世纪过去了，饿死人已经不是秘密，今年出版的钦定党史二卷已经承认，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年一年当中人口总数减少了一千万。正常年景人口应当是增加的，这减少的一千多万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了。至于大跃进中总共“非正常”死了多少人，准确的数字大概永远也得不到了。我有一位同事，一九六○年代在安徽工作，曾奉省长黄岩之命统计过若干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没多久，又因中央叫停而终止。安徽如此，其他各省谁敢违抗中央？因此想得到准确的官方数字无异缘木求鱼。就按当今批准公布的数字也是足够惊人的。二次大战全世界总共战死了多少人？平均起来每年到不到一千万？要知道那是战争！
实际上，大跃进就是一场战争。战争？不是和平时期吗？跟谁开战？的确，朝鲜战争早结束了，越南战争还没有打起来。连中印之间那场短暂的战争也要到一九六二年才爆发。一九五八年的炮击金门和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平叛，只发生在国内，其规模很难称得上战争。冯客（Frank Dik?tter）先生的《毛泽东的大饥荒》却用大量保存在地方档案馆里的中共自己的文件以及其他可靠的资料证明，这的确是战争。敌人就是苏联共产党，战争的标的物是社会主义阵营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当然，这个敌人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我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还以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呢。公开宣布的敌人是大自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口号：“向地球开战”、“战天斗地”等等。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把六亿五千万中国百姓在“总路线”的旗帜下，用“人民公社”这个军事组织，捆绑在“大跃进”的战车上。因为是战争，所以，在明知中国农民正在饿死的情况下，仍然要超额征购粮食；一边是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却无偿地赠送他国粮食；明明苏联表示可以在十六年内还清所欠债务，咱们却偏要提前在五年内还清，代价是更多的农民“非正常死亡”，为的是可以说一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殊不知欠下了无法还清的血债！在战争思维下，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半个世纪后再来看，这场唐吉珂德式的战争只是一场闹剧。先不提摧毁了自然遭殃的只能是人类，看看现在哪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哪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标的物原来是镜中花、水中月。哪能有什么赢家？然而对于被绑上战车的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输家，有百分之五以上的中国人为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当然，对于毛泽东们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战争中必要的伤亡，最好饿死一半人，另外一半人就可以吃饱了。也许刘少奇尚存一丝恻隐之心，觉得“人相食，要上书”，从此他就不再被毛视为战友，而沦为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头号敌人。
谨防惨剧重演
今天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浩劫呢？始作俑者毛泽东已离世三十五年，纵使鞭尸扬灰也于事无补，几千万饿殍不能复生。然而当今那些正史修撰家们虽然不得不承认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却偏要说“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目的是“想把事情办好”，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只不过存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缺点”而已。领导人的责任则是：“经验不足”、“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的作用”、“没有……调查研究”，最多再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仅此而已。当然也没有忘记把责任归于两个敌手：“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我不想责怪那几十位在正史版权页上署名的先生，因为最高统治者干预当代正史修撰也属于中国特色之一。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英明睿智的李世民就亲自干预过唐史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他满意了，然而既然玄武门之变是正当的，他自己的儿子们为了夺取继承权的争斗又有何不可？他束手无策。今日为毛发动的大饥荒辩解的诸公，会为后世留下一笔什么样的遗产呢？如果说，把几千万生民当作棋局中的弃子是可以容忍的话，那样的人间惨剧势必还会重演。君不见，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在完成 GDP指标的带动下，在权力财富的利益驱动下，环境恶化、灾害迭起、事故频仍，农民失去土地、住户失去房屋、工人失去岗位，城管驱逐商贩、安保驱逐访民、……这些斑斑血泪难道不是警示吗？如果在执政者的眼里，百姓仍旧只是数字，只是棋局中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不把他们当人，那么谁知道下一次的大饥荒什么时候到来？
感谢冯客先生从中国大陆各地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揭示出这场浩劫的真正原因：不把人当人。把人当不当人是一个社会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有朝一日，中国人真正可以完全摆脱不被当人的境地，成为真正有尊严的人，冯客先生功不可没。所以我为冯客先生荣获英国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而感到高兴。祝愿他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