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制度经济学鼻祖维布仑在目睹了“先富阶层”大肆构筑豪宅、疯狂追逐奢侈品、游手好闲、鄙视劳动等言行后，挥笔写就《有闲阶级论》一书，痛批“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欲望如同原始野蛮人抢夺女人，他预言“有闲阶级”将加重社会两极分化，从而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们疯狂地追求消闲、享乐，将摧毁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劳动不再是为人赞美的美德，而成为遭人唾弃的对象。
放眼今日之中国，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历经30年改革开放，确实已今非昔比。黄金宴、人乳宴、天价奢侈品、砸汽车、扔钞票的行为层出不穷，而法国人头马在中国的销量更是超过在世界其他地区销量的总和。
在日本，“China Money”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在东京银座狂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随处可见，他们有意无意地脱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让日本人瞠目结舌，但这换来的往往不是日本社会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犯过诸如此类的“暴发户式的愚蠢”。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过来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欧美豪华汽车、大排量越野车和多用途汽车（MPV），受宠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车及环保动力车。日本人已不将汽车等当作判断人是否事业成功的标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节能环保，丰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车则主要面向中国市场。
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当年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基本褪去，理性消费的回归恰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在传统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国影响。但在引进儒家思想时，日本过滤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张，使得“天皇”有别于中国的“皇帝”，得以万世一系。同样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日本也只继承和践行了“均贫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为富不仁”的观念。
岛国文化决定了国民的随众性和集体意识，要保证集体良性运转，相对的“平均主义”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义，并能从中获得安全感。日本1.3亿人口，却公认是“一亿中流社会”，典型的橄榄型社会架构，中流阶层比例非常高，社会保障健全，且社会贫富差距极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阶层的5至10倍。富人住宅设计风格简单，昂贵的名牌家具摆满屋子被视为是“俗气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间，流行“三不拥有哲学”，即“不拥有存款（注：辞世前最多留2000万日元）、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头衔”。戈尔巴乔夫曾感叹：“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日本。”
单纯的有钱有势在日本很难赢得尊重，日本社会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么了不起都坚持不奢华、坚持过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之所以被誉为“神”，自有其非凡商业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自身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比如，松下幸之助对财富本身没什么兴趣，他视权力为“痛苦与责任”。当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1961年去采访他时，发现在一座古朴的京都宅邸内，安静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轻的研究员边喝茶边探讨如何为人类创造更大的繁荣与幸福，他穷其一生领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来水哲学”——“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在幸之助看来，企业经营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将肩上的社会责任和大众期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为完成远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业远景规划，以25年为一个阶段，分10个阶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时，创业仅70年的松下电器利润高达42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我想探究人性，探询人类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为日本的财富追求者们树立了榜样。时任“日本财界首相”——经团连会长的土光敏光几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鱼干串，而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期间，一直坚持坐电车上下班。
日本作为高度均质化的中流社会，招摇的“炫富”本身是难以容忍的。笔者曾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宴会，但菜式都很简单，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没有国内那种动辄一桌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壮丽景观”。而笔者熟悉的几位国会议员都奉行“十分钟就餐”原则，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够吃就行，不会过于讲究，更不会铺张浪费，“吃完道谢、吃剩道歉”是日本社会的常识。在日本“耻文化”背景中，浪费是不被允许的“耻”。
反观中国的民间“巨富”，正如吴敬琏所言，“很多是来自‘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炫耀凭藉如此手段取得的财富，后果将比维布仑预测的更加危险。“社会公平正义是阳光，甚至比阳光更有光辉”。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也传达了一种信仰：“社会贫富不均是上帝决定的，但凭藉正当的途径，通过努力可达到社会上层的环境却是可以创造的。”
权贵创富的土壤不除，“劫富济贫”就可能被赋予正义的色彩而为社会广泛接受。进一步讲，财富不等于金钱，“贫且贱焉”固为耻也，但“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