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纳400人坐的教室里挤进900多人（看中国配图）
2009年的李庄案随着当事人服刑期满、警方追诉未果而暂时告一段落。原本在业内声誉卓著的陈有西律师，更因为代理本案而被大众所熟知。多年以来，为中国法治奔走呼吁的陈有西律师，却通过一场讲座发现，他自己已经被贴上了“敏感”的标签。
11月4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出差的陈有西律师接受学生社团的邀请，到西北政法大学举办题为“中国法治前景和律师业的走向”讲座。尽管讲座最终得以顺利举行，但一度遭到校方行政部门的阻挠，无法开场。主讲人到达学校后，不得不先在休息室等候障碍排除。由此发出的“敏感”信号，也让律师本人感慨。
从表面上来看，陈有西律师的这次讲座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据称，可以容纳400人坐的教室里，挤进900多人，其中一多半是站着或者坐在前排地上的。现场照片和视频都印证了这一点。陈有西律师本人也表示因此深受感动。
但是，该校教师谌洪果事后的回忆文章《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分裂的大学》透露内幕称，学生社团在向校方申请时，先后遭遇到形形色色的拒绝理由，例如：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但是和其他类似情况不同，这种阻挠并不是出于领导授意。相反，据谌洪果称，该校校长贾宇亲自出面干预，才得以保证讲座继续组织进行。而以上列举的种种拒绝理由，也因此不攻自破。陈有西本人在演讲开场时也提到，“这场讲座也不容易，因此要特别感谢贾宇校长的支持。”
在感谢这种积极“领导干预”的同时，谌洪果也尖锐地指出，这样一场普通的讲座，揭示出“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原本为了大学教育顺利进行而划分的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不同部门，却成了互相掣肘的因素。“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而面对这种各保利益、互相拆台的现状，据校长称，其实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该校流传的段子称，校长甚至未必能够解决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事实上，这并不是大学第一次出现以“敏感”为由阻挠学术活动的例子。在同一所学校，2010年曾经发生宪政学者萧瀚讲学受阻事件。与这次不同，当时校级领导出面强力阻挠，并称有陕西省维稳办的指示，不得让萧瀚进入西安。更早以前，曾在西南政法大学执教的徐昕教授也发文批评称，一个外国学者的普通讲座，居然需要党总支、科研处、宣传部、外事处层层审批，甚至需要上报到重庆市级外事部门，并须提交申请书和相关人员来重庆的时间和日程安排。这种针对“敏感人物”的维稳思路已经自上而下、从政府部门渗透入大学课堂，赋予了普通政工干部阻挠学术活动的底气。
其实，把陈有西律师视为敏感人物的做法不无讽刺意味。陈有西律师被同行戏称为“保皇党”，指他始终为体制辩护。当晚讲座开场时，主持人用戏谑的方式总结称，陈有西律师的特质之一是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而他本人也笑称，自己具有“爱国、爱党、爱政府的情怀”，甚至不讳言自己是“省一级的模范党员律师”。
在接受采访时，陈有西律师也不乏内外有别的“大局观念”。在今年9月就刑诉法修改接受本台采访时，陈律师就认为“这次修法，90%以上还是很进步的规定，只是有个别条款欠妥当，大家都在讨论当中。这个一定要把握好。海外媒体，包括法国媒体，很容易夸大中国法律上有问题的一面，不是客观全面地看问题。”
当然，立场并不影响认识水平。在西北政法大学的讲座中，陈有西律师同样严肃地批评现状称，“稍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现在是中国法律倒退最严重的时期。”、“在现在的中国，堂堂正正的法律人没有好下场，都受到了打压，而歪门邪道搞勾兑的却如鱼得水。现在的法律环境非常糟糕，而原因又在于整个社会环境是个大染缸。”
西北政法大学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个国家的缩影。
一方面，中国历来有期盼明君的传统，以为明君一出，自然海清河晏，万事大吉，这也正是当年“胡温新政”概念的心理基础。然而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正如一校之长必须依靠各部门的政工干部配合一样，一国之君也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僚集团来配合。大学的上下“分裂”同时也是国家高层领导和官僚集团“分裂”的反映。一旦官僚集团形成了自身的独特利益，即便是明君也往往在对抗中处于下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就揭示了中国传统官僚集团的强大惰性和对抗性。
另一方面，作为“改良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陈有西律师也时时能够感受到现实中的紧张关系。他本人曾经在体制内工作十多年，作为政法委书记的秘书，接触过核心信息，知道体制内部运作的方式，同时，他作为体制外律师，又知道法治运作的现状，知道大量冤假错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期待自己的善意谏言能够帮助这个体制走出困境，却无法避免自己被这个体制开始视为敏感的异类人物。同时也无法阻止逼仄的言论和制度环境中，“微博革命党”们日趋激进化。这同时也是笑蜀、彭晓云等不容于体制的“敏感人物”共同面临的困境。
正如陈有西律师自己说的，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各个领域内的开明“保皇党”能不能力挽狂澜，弥合体制分裂，这不仅是能力问题，同时也是时运问题。梁启超先生当年揭示的“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看起来仍然适用于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