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胜的遗像被安放在经简单改造的公厕里
余德胜（左）生前爱穿城管制服
余德胜住了33年的平房被拆
城管队员余德胜生前有33年时光，是在余干东山岭上一间不属于自己的平房里度过的。
在死前的一个月里，他面临着来自同事们的拆迁、家的破毁，最后被安排到一间仍散发着臭味的公厕栖身。
那间公厕像一场突然而来的头痛，平静时潜伏，躁动时夺命。
意外死亡，让余德胜的身后事也显得莫测。但整个错乱事件背后的成因和结果，则是他生前怎么也想不通的。
死于公厕的城管队员
11月10日，是余德胜死后的第71天。他生前的遗像仍被摆放在东山岭山脚下一个废旧公厕里。
公厕是他生前供职的余干县市政城市管理局(下称“市政局”)给他安排的蜗居之所。
门前，一堆乱砖头上还有死者生前晒着的衣服、裤子。推开公厕红色木门，一股异味扑鼻。
余德胜的遗像就摆在正对门口的旧木桌上，那里之前是公厕的收费处。照片上，他眼含微笑，神情淡定，身穿一套旧款的城管制服。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
“房间”里杂乱地堆放着东西，一堵墙隔出了3个小空间，地砖上留着难以清洗的发黑的尿渍。
之前的粪坑已被沙子填埋得不露痕迹。
下雨天，这里返潮、漏雨。
余德胜休息用的床是用两块模板搭起来的，摆在一个几平方米的空间里，那是之前的女厕所。
而男厕所里，则有十几个打包好、还来不及拆的蛇皮袋，里面装的几乎是他的全部家什。
如果不出现意外，这间公厕将是他今后若干长时间里，和家人的安身之所。
8月31日却出事了。
头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雨。余德胜和妻子在东山岭上找了个能躲雨的地方躺了一晚。
自东山岭上的老房子被拆成废墟后，余德胜和妻子仍一直“妆在山上”，因为山上还养着80多只鸡。
8月31日一大早，妻子章白莲便从山上运砖头下山，他们准备用老房子的砖头在公厕前圈个小院子。
当天6时许，余德胜对还在搬砖头的章白莲说了一句：“有点累，我要在这里(公厕)睡一会儿”。又说要“先换一件衣服”，没吃早餐。
7时许，“回家”的章白莲却发现余德胜已从简易“床”上摔到了地上，不省人事。
当天下午5时，余德胜被扶上了一辆黄包车，送往余干县人民医院急救。
医院入院记录记下了余德胜最后的时光：“患者(余德胜)于今日早晨7时突然头痛，位于前额处头昏，恶心呕吐一次，右侧偏瘫4小时、神志不清。”
住院后6小时，余德胜因“脑出血并破入右侧脑室”，抢救无效死亡，卒年50岁。
家人说，余德胜临终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9时，远在北京务工的余婷得到父亲死亡的消息，瞬间蒙了。
那夜，她直奔火车站。
9月1日10时多，余婷到达余干县城。同在北京务工的哥哥早她两个小时到家，人已哭得失声。
看到父亲遗像安放在经烈日烘烤气味浓烈得令人窒息的“新家”，她差点眩晕过去。
“无事可做吃空饷的闲人”
一个普通城管队员，死前的最后尊严被扔在了公厕里，他生前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1961年出生的余德胜，17岁高中毕业后便在街上整日游荡，少不了干些打架胡闹的事。
1988年，他与章白莲恋爱并成家，生活才算真正开始。
在此之前的1986年，经人介绍，他接下了到东山岭看山的活，成了看林人。
那时候的东山岭还归余干镇管辖，余德胜住在山上一个15平方米的平房里，后来他一直把那儿当成了惟一的“家”。
平房建于1980年，最初由余干县建设局管理，2005年市政局成立后，划归余干县市政局。
其实在1994年，余德胜就已经不干看山的工作了，而是作为聘用人员挂靠在余干县市政局城管大队。和全队所有人一样，他没有编制，只有合同。
余德胜热爱城管这份职业，一年四季都穿着那身城管制服，但一次突发事件让他的人生开始转淡。
1994年，在一次执勤中，余德胜拦下一辆正载客的黄包车收城管费，却惹恼了车上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冲进一家酒店，从厨房里拿着一把菜刀又冲了出来，举刀朝余德胜砍去：第一刀砍在右手臂上，第二刀则直中侧脑门。
后来，余德胜把这个年轻人告上了法庭。双方经协调以2万元作为医疗费赔偿，但对方却以“没钱”一直未给付。余德胜带着几个人把对方的家门踢开了，满屋子找钱。
但翻遍了屋子，余德胜也没找到一分钱。之后，这家人便报警说，丢失了“大量现金”。
最终，法院一审判处那个年轻人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并赔偿；二审仍维持原判，但余德胜至死未拿到那笔赔偿。
在余德胜看来，“这是一场输了的官司”，死前仍耿耿于怀的事。死前不久，他还念叨：“没有把这个有背景的家伙弄去坐牢！”
此后，余干县市政局城管大队不再给他派任务，但仍是聘用人员，只领1100元的空饷，偶尔会让他去复印文件。
余德胜死后，同事回忆他时，将其形容为吃空饷的闲人和整日嗜酒的酒徒，“让他复印文件，他却醉醺醺地把文件全带回了家”。
更多的时候，余德胜在城管大队“无事可做”，也不随队执勤、正常上班，地位很低。
家遭拆迁后被安排住公厕
日子平平淡淡过着，直到他被通知拆迁。
东山岭是余干县一处有名的自然景观，因朱熹讲学于山上的东山书院而闻名。
余德胜的老房子就在书院旧址(先是改建小学，后成为县委招待所)后面的一个小平房里。
房子原是看山人住着，属于市政局管理，作为曾经看山人的余德胜一直“被默许住了33年”，其间，他还花了点钱对房子简单加建。
今年7月1日，余干县市政局城管大队对余德胜下达了“责令拆除通知”：“你在玉亭镇东山岭风景区‘风景区乱搭乱建’，违反了‘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现责令你于2011年7月16日6时零分自行拆除。”
那天，余干县市政局城管大队长杨卫东和一名指导员找到余德胜，但被余德胜“生气地拒绝了”。这张通知的存根联上，“签收人”一栏后来写了三个字——“拒不签”。
17日下午，杨卫东和指导员第二次来到余德胜“家”，再次对余德胜做“思想工作”：“你要从房子里面搬走，这是县里的意思。”
那几天，余德胜为应付单位领导一直很不开心，每天都是“烦！烦！烦！”章白莲回忆说，他们对余德胜强调“只要肯搬走，山脚下的公厕，还有10万元，都给你们。不搬走，马上停发工资、开除公职”。
城管大队又给出了一个期限，7月20日之前搬走。
这次，私下里余德胜开始和妻子章白莲商量着“要不要出去租房子”。他们俩试着问了一下别人，但发现短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
7月20日转眼就到了。
章白莲说，当天早上6时多，一台挖掘机、一台拖拉机上了山，开始对平房进行拆除。
现场有30多个城管队员，市政局局长、副局长，城管大队长、指导员也在现场。
事后，余干县市政局局长齐成农称，当时的拆迁已获得余德胜同意，并没有强拆。也没有强求他一定要住厕所，“他可以去租房子，我们每月补贴300元”。
章白莲则称：“余德胜想冲进去拿东西，但是有三四个人把他拉住了，一边拉一边赔笑脸，‘老同志，老同志，你的心情我们理解’。”
房子瞬间被推到，连带着刚修葺的十多平方米的神龛和给儿子、女儿在平房顶上搭的一个小木房。
当天拆迁一直进行到11点结束。当天下午2点，城管大队指导员请来了6名黄包车夫，买了蛇皮袋，将“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打了包”，搬到了山脚下的公厕里。
章白莲说：“拆迁的前一天，他们才用灰浆将厕所的粪坑填起来了，下面的粪都没有掏。”
因为还有80只鸡在山上，加上又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余德胜和妻子买了盒饭，守在山上的一块石头上将就着吃。他们把吃饭发票都留好了，等着市政局给他们报销。
家属将获廉租房
余婷还能清晰想起的是，8月28日最后一次和父亲通电话的情形。
那天，余德胜破例亲自接了她的电话，并和她聊了些家里的事，平时他只是在一旁听着。
“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不赔个十万块是不会罢休的！”余德胜有点负气地说。
余婷的电话其实是打给母亲的，所以父亲的话也只听着。
而当时的余德胜，其实正忙着找人帮他写一个协议，内容涉及“市政局许诺的十万元，还有公厕隔热层改造、压水机……”
8月31日之后，余婷便辞了北京的工作回到余干。她说：“经过这事，人大了，不愿出去。”
之后，她几次登上东山岭，“那是一种陌生又熟悉的心情”。
她家之前的房子在东山岭的羊角峰位置，风光秀美，往下能俯瞰琵琶洲全貌。
人要上去，得拾几百级阶梯。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再经过一片烈士的坟茔，过一个亭子，才算到山顶的一片停车场，挨着着停车场的“东山书院赋”的大石碑十几米远外，就是她“家”的旧址，不过那里已一片乱石空地，里面的东西都被清理了，“连一点熟悉的感觉都找不到”。
11月11日上午，余干县市政局主动找章白莲协谈，并请来了章白莲的外甥一家人来拿主意。此前，这样的协商已经进行了五次。
这个失去了丈夫、又没有工作的女人，已决定接受建议，在那间废弃的公厕住下来。
协调中，章白莲甚至疑惑地问周围的人：“能不能在(公厕)上面再加盖一层？”
直到当天中午，双方最终签署了“余德胜正常死亡处理意见”、“租赁协议”、“协议书”三份文件。
在章白莲与余干县市政局签订的租赁协议上明确写着，她“不能改变房屋原貌，若政府需要，她得无条件让出，且拿不到一分钱”。
按约定，余干县市政局出于“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将位于环山路至竹根岭巷一废弃公厕租给章白莲使用，租金每月人民币1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