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地流出来。这样的生活现代人早已经熟悉了。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城，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新鲜事儿。
京师自来水公司首任总理周学熙（1866年-1947年）
初衷竟是为了皇宫消防
清朝末期，洋鬼子的枪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也让很多“洋玩艺儿”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国内。
自来水也是“舶来品”。早在1879年，港口城市大连就修建了自来水管道。随后，一些受西洋之风影响较深的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广州、武昌、汕头等，也相继兴建了自来水设施。
皇城就是皇城。天子脚下随便动土是不行的。但是世界上总是有聪明人能找到最合适的理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前后，京城连着发生了几起火灾，由于运水扑救不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当年4月18日，几位大臣就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要是大火著在皇宫里，还没有足够的水扑救，那可怎么得了。因此，建议在京城兴建自来水。
也许是真不明白，也许是装糊涂。总之，不到十天的工夫，慈禧就顺水推舟下旨允诺了此事。
农工商部的大臣接到了圣旨，立刻再次上奏折，请示筹办的“大概办法”，建议成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官督民办”，并建议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相当于今天的董事长）。
太后皇上对此皆无不可，于是，当年42岁的周学熙就从天津赶赴北京上任了。
首任总理是实务熟练的新派人物
这位周学熙，祖籍安徽建德县，1866年出生于当地一户官宦家庭。其父周馥当年为李鸿章的幕僚并深受倚重，1900年被清廷擢升为封疆大臣——署理直隶总督。
周学熙受其父影响颇深，8岁时随父宦居天津，约三十年间参与执行北洋大臣治区的“新政”，诸如兴办海军、设立天津机器局、筹办开平煤矿等等，历任通水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后擢升直隶按察史。
周学熙游走于官宦、实业二途，处处如鱼得水，是当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南方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的北方实业家代表。42岁正是干实事儿的年纪，接到圣旨，周学熙立刻奉旨进京，着手筹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同其入京的还有他的同乡、亲戚和老搭档孙多森。
招股集资办法很“现代”
公司开张了，但资金从哪儿来？周学熙不愧是新派人物，他采用了很现代的做法，就是招商集股。
当然，既然是“官督民办”，官府也不能甩手不管。经商定，先从天津官银号拨出股本银50万两，官利长年8厘，作为兴办自来水公司的专款，并每年从该号拨银15万两作保息，以保障公司信誉。
官府出钱做了个引子，剩下的大头就要靠民间征集。京师自来水招股章程规定，专集华股、不附洋股。凡本国人民，无论官、绅、庶均可入股，一律享受股东权利。其有华影射洋股者，一经发现，立将该股登出。股款分三期交纳，第一期交洋四元，第二、三期各交洋三元。而凡在第一期内将三期股款一次交足者，每十股准加红股一股。
在自来水章程中对股东中产生的公司董事权利有明文规定：“其董事、查账员、经理员俟股份招齐后，由股东开会，公司选举。董事二年一任，查账员一年一任，任满仍可续举。”所谓查账员，也就是现今公司中监事的角色，公司的财务情况统由查账员监督并负责。
为了保证大股东在公司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章程中还做了特别规定：持股一百股以上的股东有发言权；五百股以上股东有决议权，享有选举董事、查账员、经理员的权力；持有一千股以上的股东，才有董事、查账员、经理员的被选举资格。公司设有董事七人，公司总理、协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董事左右。公司运作的规范性令人为之惊叹。
招商集股发行股票，在当时的京城算得上头等新闻，曾轰动一时，成为百姓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项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公司300万股资很快招齐，后经详细核算，270万元即够支出，为维护商利减少官息，周学熙还将多招股本30万元退回官银号。
京师自来水公司股票
水源地确定在孙河
筹办公司的同时，寻找水源地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曾几何时，北京的主要水源涵养区和供给地都在永定河的几条故道上。著名的湖泊园林昆明湖、圆明园，沼泽湿地海淀、清河，乃至玉渊潭、莲花池、积水潭、北海、龙潭湖、高梁河等水域，要么是永定河流过后的积存，要么是永定河冲积扇的地下水溢出，就像永定河分出的枝杈或毛细血管，向北京大地输送著丰沛的水源。然而，自清代永定河筑堤后，滔滔河水只能径直向下游流去，使得这些古河道上的沼泽、湖泊、泉流缩小乃至消失，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正是永定河水系这个历史性的变故，给北京城的水源供给带来了重大影响，迫使北京只能转向东北求之于以潮白河水系为主的水源。
周学熙“几经履勘审慎，始克测定孙河三水异常甘美，且源泉不竭，最为适用”。于是，京东北20公里外（当时大兴县境内，现为北京顺义区与朝阳区交界处）的孙河（今温榆河）被确定为京师自来水水源。孙河水来源于北山沙河和西山的清河，二河交汇于昌平区境内清河营，然后流向北京东南，入通州北运河。自清河营至北运河一段，即为孙河。由于该河从地势高处的西北向地势低处的东南滚滚而来，虽夏季时有山洪暴发，夹带大量泥沙，但在春、秋、冬季水质清洁，颇宜饮用，且距东直门仅二十多公里。
当时在孙河上游筑有乱石坝一道，冬季水量不足时，可起到调节水位的作用。孙河两岸多为麦田，又少菜园，水源很少受到污染。惟一不足之处，是北京城东地势较市内低，根据实际水源勘察，周学熙亲自谋划建厂和铺设管线的测查与预算，决定在孙河与东直门修建两座水厂。
东直门自来水厂（图片由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提供）
供水设备器材采购自德国
有了资金、确定了水源地，接下来就要铺设管道兴建水厂，而在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供水设备、器材统统只能采购自德国。
在球墨铸铁管没有问世之前，自来水行业大都使用钢管、镀锌管和铸铁管。在北京自来水博物馆里，至今展示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师自来水公司使用过的由德国生产的铸铁管。据专家分析，这根管子柔韧性等尚属良好。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从天津运到北京前门火车站25车皮自来水管，由于脚夫在站台野蛮卸货，将水管“上面油漆碰坏”，“管子碰弯”。此时，正值京师自来水公司坐办马许途经该地，见状十分心疼，他一边进行制止，一边向脚夫们讲明这些自来水管的价钱昂贵，“每根自数十两至数百两”白银，又是全部进口，倘若碰伤，在国内无处购赔。同时，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加了对自来水员工的监管，并在管子外捆绑上麻绳等加以保护，以防再次出现闪失。
盛传管道铺设“破坏风水”
让人意想不到，在自来水管线铺设时也遇到了很多麻烦。
当时不少人认为自来水刨沟装管子会坏了主人家风水，给他们带来不祥或灾难，所以京城一些权势人家在自来水管途经自己家时横加干涉。
例如，当供水管道安装到清摄政王府（今宋庆龄故居）北后墙时，王府家人倾巢出动，千方百计找出种种理由不允许自来水管从此通过。面对豪门，自来水工人们束手无策，只好罢手停工，将情况禀报上司。负责该工程的司事闻讯手捧圣旨当即赶往工地，当场宣读圣旨，大意是工程系奉旨施工，有利民生，途经之地所有官员不得阻拦云云，王府家人只得从命，不敢再行阻拦。
管道施工开展不久，光绪、慈禧就在一天之内相继驾鹤西归。施工线路恰好和出殡路线重合，已经挖好的线沟，不得不重新掩埋，待出殡结束后，再挖开继续施工。
很多百姓不敢喝“洋胰子水”
京城建水厂的初衷首先是为了皇宫内的消防，但水厂建成后，皇宫里的达官显宦并不敢喝自来水，而是仍旧喝御用的玉泉山水，因为怕“洋胰子水”里被洋人下毒。
皇家人是这么想，老百姓不免也有疑虑。售水初期，全市共安装480个水龙头。可是，望着泛着白水泡儿的“洋胰子水”，很多人不敢问津。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京师自来水公司颇费苦心地在《白话报》、《爱国报》等京城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科学指导舆论。周学熙亲自用白话文撰写广告，耐心做解释：自来水龙头乍放出来的水，带一点白色，并不算毛病，拿显微镜细细地瞧，全是极小的白水泡儿，不过一分钟，水泡儿就化得乾乾净净，水也变清。所谓白水泡儿是因为水从孙河汲上东直门的水楼子，借楼子上的压力，再送到各街市龙头。水楼子高、压力大，又遇着冷天，水管子里面有些冷气，被水压力催得紧，一时散不尽，就跟着水一块儿出来了。因而“有不明白的人，愣造谣言，说是洋水啦，洋胰子水啦，我们傻同胞，也就有信的，龙头安到门口，也是不要，殊不知这个道理，一说大家就不致误会了。”
为了以惠启民，京师自来水公司还在报上发消息，决定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10年2月1日）起，向全市居民赠水一周，“不取分文，随便取水”。
1949年前供水普及率只有30%
自来水很快被京师百姓接受了。1910年，京城平均每天供水量1613立方米。
供水方式有三种：一是集中供水，就是在街旁巷内安装自来水公用水龙头，每个水龙头皆派水夫看管。在北京设许多经售处代卖水票，用水户凭票到公用龙头处取水。二是雇用水车送水。三是“自辖管”，即大户人家为方便把自来水直接引入家中，不过水管工料费往往在百元以上，这在清末是一笔钜款，普通百姓断然是没有这个财力的。
与自来水同时出现的是“水票”。别说是清末京师自来水公司刚成立的初期，即使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来水水票都是京城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票据。
由于京师自来水公司初建时管网东大西小、东密西疏的树枝状管网结构，水压东高西低，流向东向南和向西供水服务压力不均衡，致使西城、南城区域长期水压低，造成“东家放水，西家点滴俱无”的现象。
清朝覆亡后，又遭军阀混战、外患不断，1908年至1949年40多年间，北京自来水企业满目疮痍，艰难地徘徊在“以利为本的商业性经营”中。至1949年，北京供水设施仅东直门一座水厂，日供水能力5万立方米，管线总长367公里。北京城区供水普及率只有30%。用上自来水，对于多数普通京城百姓来说，还是一件令人奢望的事情。
自来水博物馆内的来水亭属于欧式风格
东直门自来水厂所建的水塔是北京的第一座水塔，1957年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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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京城人怎么饮水
东周时就有了水井
据考证，东周时北京地区已出现大量瓦井，多分布在城西南广安门至和平门一带。至汉、唐、辽、金又建有砖井，与瓦井交错。文物调查曾发现，内城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古井最为密集，共55口，密度最大的地方20平方米内就有4口。
东周至金代，北京城出现的那么多井，不仅仅是北京城居民努力挖掘的结果，老天也确实帮了不少的忙，否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京地区自古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潜水层较浅，凿井便利，而且地下泉水比地表水稳定、可靠、清洁，这无疑为凿井饮水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这，恐怕也是元明清三代皇家定都北京的重要原因吧。
“胡同”本意是水井
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而“胡同”一词本身，就是蒙古语里“水井”的意思。
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时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这似乎已经无从考证，但老北京的胡同与水井的确有着扯不断的因缘。即使如今，人们只要稍稍留意观察就不难发现，带“井”字的胡同与地名遍布北京大街小巷，这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王府井。
元代的京城流传著这样一句俗语：有水必有井，胡同随井走。可见昔日京城百姓与水井的密切关系。水井，不仅仅是老百姓们取水的地方，也是左邻右舍们谈天说地、嘘寒问暖的场地。
王府井遗址
苦水、甜水、二性子水
王府井地名的由来，是那里的一口标志性水井，那曾是明代一口远近闻名的优质甜水井。然而，从“王府”两字就可以看出，这口甜水井里的水，普通百姓是难以问津的。
北京的水井有名、水味甘洌，往往只为达官贵族垄断。对于更多的水井，也就是老百姓用的水井而言，其中的水以咸苦著称。“京师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饮之，茗具三日不拭，则满积水碱。”北京水井大都是浅井，其咸苦不仅与北京的水质有关，也是地表污染渗透所致。
苦水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明代的北京老百姓生活用水大都预备三种，一般来说甜水用来喝茶，苦水用来洗衣服，“二性子水”用来做饭。所谓二性子水是说水具有两重性，即水的味道甜中带有苦涩味。
由于京城只有少数水井的水清凉甘甜，口感好，这也催生了许多靠卖甜水为生的卖水人。夏日的胡同里，水夫们走街串巷，一声“甜水”的吆喝，也成了许多老辈人记忆中的市井画像。
旧时北京有一俗谚，叫做：“南城茶叶北城水”。所谓北城，盖指安定门外而言。安定门外甜水甚多，当是地脉所关，以“上龙”、“下龙”二处为最佳。安定门外下关北口外，地当小关之内，有甘水桥甜水井一处，此井由元明以来即有名，文人墨客常在此吃茶，久之百戏杂耍，几成闹市。
老北京走街串巷的卖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