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生前同从维熙共忆往事：“‘文革’中团河农场一度成了批斗北京文化人的场地。我在那儿也受过批斗，不同于一些文化人的是，我可不那么顺从。在批斗我之前，我对红卫兵头头说：‘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如果对我进行武斗，我年轻时在讲武堂当过武师，下面的话就用不着我说了，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红卫兵何尝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便在会前与我达成某种默契：不触动我的身体，但我必须低头听从他们的批判。于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我总是半闭合着眼睛，听他们高喊声讨‘反动文人萧军’的口号，耳朵虽然受到些刺激，从没受到过他们的皮带和鞭子的抽打。”
萧军此举在当时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萧军就是萧军，身处逆境，“血性汉子”也不失“血性”。没承想多次批斗下来，萧军除耳朵受些刺激外，肉体竟免遭摧残。“我是个性格暴烈的人。”萧军从不避讳这一点，可在特定环境下，有言在先，威慑有效，化“武斗”为“文斗”，何尝不是一种生存智慧？
林斤澜自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台湾姑娘》后，一发而不可收，已属特例。1962年一年中，北京市文联连续三次召开“林斤澜作品座谈会”，更是破例。两年后，《文艺报》发表了近2万字长文，全盘否定其作品，罪名是“太重艺术”。“在当时，重艺术就是罪过，表示淡化政治。要求的是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其实是政治唯一。”
林斤澜说：“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说起来，我十几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出来后，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秃头秃尾”的文集既为了保护自己，也免得牵连别人。如集前篇末总要说上几句，运动一来，白纸黑字，人赃俱获，赖既赖不掉，说更说不清，会惹下不少麻烦。显然，这与林斤澜“十几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有关。
黄佐临晚年在病床上口述点滴回忆，2006年9月以《往事点滴》为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其中《何苦之有》一节，读来别有意味：
在川沙。对牛鬼蛇神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我战战兢兢等待着。
他们给我拿来六个小窝头，对我说，“过去，劳动人民就吃这个，你大概看都没看见过吧？都给我吃下去！”
我咬了一口，大出乎意外，小窝头热烘烘，还带点甜丝丝，我一气吃了三个，不好意思太狼吞虎咽，就停下了。
“好吃不好吃？”他们问。
我心里想：“好吃”，但嘴里按规矩回答说：“不好吃！”
“不好吃也要吃。统统吃下去！”
这个命令正合我意，我又吃下了另外三个小窝头，心满意足。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小窝头是什么做的，是当时在牛鬼蛇神的境遇里，没有吃的而觉得它们好吃呢？还是它们真的好吃？总之，那一次的忆苦思甜，我竟只觉出个甜来。
往事如烟，亦真亦幻。按常理推测，这窝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鬼蛇神境遇而好吃，如果不是灵机一动，口非心是，“忆苦思甜”怎能化作“何苦之有”？堂堂知名导演，为吃上几个小窝头，还得花点心思，足见那个时代多么荒唐。
以上种种，今日充作谈资，也许颇觉有趣，但要问问当事人当时的心情，恐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真是：“顺生”智慧多，只缘太无奈。环境一旦失去人性，必然毁灭“率性”。谁不愿意坦坦荡荡做人呢？但事实上，坦荡一世之人是有的，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却是不多的。
